“从政治到疫情，近年金马受到的挑战似乎更严峻。”金马执委会执行长闻天祥为金马60写下的文章里，直白地揭示第55届金马奖至今的跌宕挑战。金马55之后，先是中国电影缺席，让最具指标性的华语电影奖失去一块重要拼图，而后又遇到COVID-19疫情笼罩，但金马奖是全球少数如期登场的电影奖。
确实，没有哪一年是简单轻松的。金马是世界认识华语电影的光谱，它的完整性因中国片不来而遗憾，但金马曾经灌溉过的种子，正从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等处，朵朵开花。我们可以看见华语电影的能量正在位移，从过去的台港争霸，而后两岸三地比美，到现在面向世界。
来到一甲子的年岁了，这之前的59年里，金马奖共有8,082部影片报名、753部影片获奖、颁出1,289座个人奖项。现任金马执委会主席李屏宾如此注脚：“明年又是一甲子的重新开始，一甲子过去，又是元年了。”
新加坡导演陈哲艺一直记得那一天。那是10年前的第50届金马奖，历届影帝影后站在舞台上，成为最耀眼的风景。该届的最佳剧情片颁给《爸妈不在家》，在现场惊奇的掌声里，陈哲艺从时任金马执委会主席侯孝贤与评审团主席李安手中接下金马大奖，难掩激动的他上台后第一句话是：“我终于跟李安导演握手了！”
也是那一夜，掀开新加坡电影新的一页。陈哲艺始终记得金马50，在华人比例超过7成、金马奖比坎城影展名声更响亮的新加坡，“那是一个很大的骄傲，变成一个强心针，让新加坡看到一个关于文化的可能性。”他们拿奖后回到新加坡，甚至有成群民众到机场接机，这是过往在奥运夺金才可能有的待遇。
10年后的此刻，陈哲艺以金马60评审的角色来台，从早上9点半一路看片到晚上7点，几乎是在夹缝中接受《报导者》采访。如今，陈哲艺已经不是那年默默无名的新锐导演了，10年过去，他持续拍片创作，今年还带了两部新作品《燃冬》和《漂流人生》到金马影展放映。
马来西亚导演王礼霖也有类似经验。2014年的金马创投，在台湾没认识几个人的他看着创投颁奖典礼进行，他跟自己监制的《分贝人生》导演陈胜吉还觉得亳无希望，讨论著“该准备买伴手礼回家了”；没想到评审陈可辛宣布《分贝人生》夺下金马创投最大奖的百万首奖，两人都傻住了，“我还记得那是冬天，从台北文创要走回君悦饭店，我一面走一面哭。”
2020年，当疫情让全球影展几乎停摆，金马把新导演给拍了《南巫》的大马导演张吉安，接过金马沉甸甸的奖座，他激动地说，“我在写剧本的时候，马来西亚不愿意投资的人说『这部电影没有人看得懂』，但我想，总有一天会有人看得懂，感谢金马奖看懂了。”
金马从不吝啬给予优秀的新导演鼓励，特别是为当时还电影产业尚未蓬勃发展起来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打开一扇窗户，让当地的创作者看见希望，也获得拍下去的勇气。
金马55到金马60：焦点区域位移，星马电影更被看见
根据金马执委会统计，今年共有552部作品报名参赛，其中有62部来自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是金马史上最多星马作品参赛的纪录。监制转导演的王礼霖以《富都青年》获7项提名；拿过新导演的张吉安，新作《五月雪》更获9项提名。
但，这一切或许并非偶然。
第55届（2018年）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得奖人与颁奖人的发言触发两岸政治的敏感神经，引发后续效应。中共其实从各面向都未放松对台湾的“控制”，而该届颁奖典礼上的导火线，让中国主流在隔年开始默默“退场”，有的影片是报名时就未参加，亦有报名期间撤回的影片，中国金鸡奖甚至与金马奖时间冲堂，连带受影响的也包括香港电影。
根据统计，因为中国的缺席，第55届金马奖有228件剧情长片报名，但第56届（2019年）时，报名的剧情片锐减为91件，不到前一年的4成。
以充满战地前线色彩的金门和马祖起名，金马奖不是没有政治力介入过，却逐年努力摆脱外力干扰，成为国际认可的华语电影指标奖项。现任台北电影节总监的李亚梅谈起金马情感依旧浓烈，她曾任金马执委会副秘书长，工作的9年间见证两岸三地的华语电影趋势变化：最初是台港争霸，后来台湾影片弱势了、港片依旧强大，接着中国电影来了，再来是《海角七号》带起国片热潮，金马奖成为两岸三地比美的擂台。
金马奖之所以能成为指标性的华语电影奖项，李亚梅认为，历年主席功不可没。她观察，李行1999年担任主席时，奠定政治人物“不上台、不致词、不颁奖”的理念，自此金马舞台上不再出现官员；后来，金马执委会再推举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导演侯孝贤担任主席，“金马奖的规格就再拉上去了，侯导之后，是李安、张艾嘉、李屏宾⋯⋯，这样一个一个把金马奖的国际地位拉升上去。”
金马55带来的变化，没有人能预料到。长期关注电影产业的影评人涂翔文坦言，“我对这几年是有点难过的。因为政治因素，中国电影不来角逐，我觉得不是金马奖的损失，是产业跟观众的损失。”少了中国与香港的主流电影，华语电影光谱也缺了一块，“比如说这几年就不像以前的金马奖，可以看见非常完整的、整年的华语电影样貌，可能只能看到一部分。金马奖本质不是真的在竞争，而是一个平台，让大家一起看看，今年有哪些好电影。”
今年隐隐有些不一样了，即使中国主流电影仍然缺席，金马奖的影响力仍持续扩展，或许更迎来“马来西亚年”。
在星马电影参赛创新高的今年，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五月雪》和《富都青年》受到高度瞩目。两部片的题材遥相呼应，《五月雪》中五一三事件发生地半山芭，就是《富都青年》里如今外籍移工聚集的底层社区所在之处，它们都从马来西亚华人的身分处境出发，一个回望历史、一个聚焦当代，丰富了女性和底层的非主流视角。
星马电影在金马奖受到关注，转捩点或许是陈哲艺以《爸妈不在家》拿下最佳剧情片那年。金马执委会执行长闻天祥接受媒体访问时曾坦言，当年陈哲艺突围夺金马，“是惊讶也是惊喜，更是时代意义”。
那个夜晚，同样刺激着新加坡电影生态。陈哲艺接受《报导者》访问时亦道，金马奖让星国政府更愿意投资，年轻创作者接受国内外电影学院的专业教育，怀抱对社会现实、身分认同的思考和关怀。“这10年来，一直有新加坡电影或导演入围坎城，一个才大概500多万人口的国家，我自己是觉得挺了不起的。我这一代还有之后的那些年轻导演，有一股新浪潮，而且片子都很有想法，都有电影美学、电影思维。”
对于星马电影崛起，涂翔文认为，这不只是少了中国电影后才凸显的现象，更是这些国家的电影确实在成长中：“电影圈跟所有的环境都一样，一直要挖掘新的势力，这两年在全世界的影展都会看到东南亚的崛起，现在台湾正在上映的《虎纹少女》在坎城得奖，是马来西亚的片。东南亚学电影的年轻人起来了，开始拍独立制片，很生猛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新鲜的东西。”
长期投身产业工作的有戏娱乐总经理庄启祥观察，十多年前，电影产业确实没有意识到星马电影的存在，“但现在不一样了，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电影产业都在进步，甚或是印尼，相对于台湾电影进入稳定的高原期，（星马印尼）还有非常大的潜力可以进步。”
从下游往上游，建立传承和滋养电影工作者的"金马生态系"
在自己的国家不一定能说、不容易找到资金的故事，却能在金马的平台被看见，看见华语电影创作者的欲望，把空间撑开，其实早在第55届金马之前就持续发生。
除了自1980年就开始举办的金马影展，金马执委会很早就意识到不能只做一次的颁奖典礼，更要从下游往上游走，打造更完整的产业生态系，推广电影并培育人才，举办第17年的创投会议、迈入第15年的金马电影学院，以及连开第6年的电影大师课。
以陈哲艺为例，他说：“《爸妈不在家》是金马创投的一个项目，我又参加过金马学院，今年来当评审，这个缘分太深了。”张吉安也与金马奖有过缘分，不只2020年以《南巫》获得金马57新导演，他的3部长片都参与金马创投，也同样是金马电影学院的学员。
今年金马电影大师课师资包括北野武、李沧东、陈英雄等国际名导，演员方面有役所广司、妻夫木聪、满岛光等影帝影后，更找来编剧、调光、声音、音乐等世界各国顶尖幕后专业技术工作者，触及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吸引超过3,000名专业工作者报名，争取不到1成的入场资格。
对金马执委会来说，“传承”是重要的工作。
今年是李屏宾担任金马执委会主席的第二年。他曾拿下7座金马最佳摄影，在前任主席李安的说服下，去年接任这个重要的任务。李屏宾受访时打趣说：“我是拒绝过李安的，总觉得自己德不配位吧。就觉得摄影师做主席，全世界都没有听说，好像都是导演。做主席嘛！要有一个号召力。但可是，像我们那么老的人，好像就剩下我。”
李屏宾话说得幽默谦虚，但长年在国际拍片，他经验丰富、人脉也广泛，去年电影大师课能邀请到日本名导是枝裕和，也是他默默使力。
“其实没有金马学院或大师课的时候，我们也在传承，就是一代传一代的力量。但学院或大师课，是希望能更有效率地协助大家走直径，多听听不同的人说，不用绕圈子、碰来撞去，让年轻的创作人员，可以比较快速接近核心，这个是很重要的。”
金马电影学院是另一个重要的教育现场，学员要组队完成短片，再由有经验的电影工作者协助讨论剧本、勘景、拍摄、后制等，并于金马影展放映结业作品。香港导演黄绮琳也曾担任过学院导师，她说，透过课程，年轻创作者能直接学会产业里的工作模式，“比如说，在学校里拍片，想自己改剧本就改。但（电影）工业不行，你有新的想法，就要马上跟美术部门讨论，然后制片要安排⋯⋯这些沟通都是要学习的。”
自由的土壤与气味，给渴望说故事的电影人们
然而，无论有哪些活水灌溉原本干渴的种子，更需要的是自由的创作空间，以及携手往前走的伙伴。如同李亚梅的观察，“不论是纪录片或剧情片，愈不合理的社会状态，电影创作力愈强，因为他们有话想说。”
那些渴望说故事的电影工作者们，遇上不被市场接受的、无法见容于政治情势的，就往有弹性的空间移动，或是尝试着试探底线。
以过去电影工业走得最前的香港为例，先是金马55风波，隔年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动荡，然后是全球疫情。大鸣大放的香港电影像是逐渐和缓下来，有些导演“北漂”到中国拍合拍片或主流商业电影；另一种不想在合拍片体制下，让题材和剧本受中国审查的，留在香港本土创作，走向独立制片、降低成本。但即便如此，留在本地的电影也渐渐不触碰过度敏感的话题。
但他们还是有话想说。涂翔文观察，“这几年的香港年轻创作者是有能量的，他们拍的电影成本不高，题材相对现实，回到庶民的、生活的，不像1990年代之前的香港电影这么类型化。”港产片票房重燃生机，获得不少本地观众支持，好比《浊水漂流》、《白日青春》、《灯火阑珊》、《窄路微尘》等等，以及今年各自入围金马5项大奖的《年少日记》和《白日之下》，导演卓亦谦、简君晋也属于同一个世代。
36岁的香港导演黄绮琳亦是，她2019年以《金都》入围金马最佳新导演，今年再以《填词捻》入围最佳改编剧本。初入围那年，她是初生之犊来台参加金马奖，切切实实感受电影人对金马奖的高度重视，她记得自己从机场通关时，有特殊礼遇通道可走，是这样“生活感”地感受金马奖。通道象征的或许也是通往更大的创作自由，隔年10月，她决定移居台湾。
在老一辈的香港影人眼中，香港金像奖的地位远高于金马奖，因为前辈们经历过大制作、接触过跨国制片，但在年轻一辈的香港影人心里，金马奖更是他们进入华语电影的重要窗口，“每年如果想知道有什么好的华语电影，可以看金马，我也很认同别人说这是华语界的奥斯卡，”不受外力干扰的金马舞台也让黄绮琳印象深刻，“你可以参加或不参加，得奖时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拥有这样的自由度。”
而那些被国家噤声的故事，许多时候在自己成长的土地上，反而是更难述说的。张吉安的《五月雪》以血染街头的“五一三事件”为背景，揭开马来西亚多族群社会的历史伤痕。在大马政治情势下难以被接受的故事，就连演员都极为难找，不少马来西亚本地演员看完故事大纲后，直接失联、没人敢接，张吉安不得已只好将受难家属角色从14人缩减到3人，还是行不通，最后台湾演员万芳接下，出演背负14人故事的阿英。
王礼霖的《富都青年》则揭露在大马没有身分证的底层人口如何度日，这也是仰赖大量外籍移工的政府，始终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导演们透过镜头将这些不被记忆的历史、刻意被忽略的现实显影出来，让无声者发声。
华语电影在马来西亚要发声是格外困难，2017年曾以《分贝人生》入围金马新导演的陈胜吉有深刻感受。他说，马来西亚人口有7成是马来人，他们不看中文电影，其余人口也不见得都讲中文，市场非常小，“马来电影可以卖到5、6亿，甚至10亿新台币的票房，但卖得好的中文电影还是贺岁片，接近4,000万元新台币就很了不起了。如果不是贺岁片，可能只有400万元。”好莱坞的商业大片更是大敌，没有娱乐性质的片子在当地很难存活。
当地市场不看好，内容不够政治正确，就往外突围吧。《五月雪》最后采取国际共制，由马来西亚、台湾与新加坡合制，张吉安选择把片子带到国际上，除了争取更多发行曝光，产制过程也愈来愈国际化。他很清楚，电影是全世界最贵的创作之一，靠不了个人，只能靠团队，“现在的电影已经没有界线了，像我的新片《金兰荖叶》第一笔是来自金马创投，故事是马来西亚的，导演是马来西亚人，演员可能来自香港，我们要打开这个界线。”
跨国合制起步走：建立合作默契、增加学习交流
界线确实正在被打开，愈来愈多电影尝试合制，跨国工作团队也逐渐组队。有多年国际合制经验的前景娱乐总经理黄茂昌观察，国际合制目前还未成主流，是逐渐起步中。
早在1970、80年代时，台港就有不少合拍片，但多数仍限于华语地区。更大跨度的跨国合制电影是2016年由赵德胤执导的《再见瓦城》，由台湾、法国、德国、缅甸合资合制，最后全程在泰国完成拍摄，那也是黄茂昌投身国际合制的第一部片。后来，黄茂昌又做了10多部国际合制片，今年在坎城得奖的《虎纹少女》也是其中之一。
国际合制的作品不见得有亮眼票房，或立即产生经济效益，但却可以让国际看见台湾的电影产业、人才和环境，增加更多合作机会。黄茂昌形容，这就像是交朋友一样，“所谓朋友就是你得是这个圈子的一部分，有派对你就得去露脸，不管你今天是带酒去，还是怎么样，就是要出现，这个合作是一个长期的。”他也强调，当台湾把门打开、保持开放态度，其他国家才有机会知道我们的能力。
黄茂昌也以法国和新加坡举例，虽然两地电影发展的历史差距很大，但都勇于投资不同地区的片子，在电影产业中就会有一席之地，也可以把市场的利基做大。他指出，目前台湾比较多都还是投资别人的案子：“例如文策院现在参与的项目里面，几乎百分之百是外国导演，可是一定先有这个动作投出去，才有机会回来，看看下一次是不是有国外投资方，来投台湾导演的作品。”
不只是资金流动，人才流动也热络起来。近年不少香港影视工作者转移阵地，从技术人员、导演到编剧等都陆续来台湾落地；其中如黄绮琳在2020年申请来台永久居留，已陆续完成几个影视作品，包括参与最近刚在Netflix开播的《此时此刻》，同时也在着手进行已故作家李维菁的《人鱼纪》电影改编。
台港工作习惯差异大，也让黄绮琳感觉很新鲜。相对于香港影视制作已相当工业化，讲求成本与效率，先评估有多少资金再进行编剧，台湾则是相反，多数时候是剧本先行，制片再去找资金。“有次台湾剧本开了一个游乐园的场景，只拍几个镜头，还要跑到新竹，这不是很花钱花时间的吗？要是在香港肯定被骂的，没可能拍啊。”
创作与想像空间都更大，能到银行、医院、游乐场等地点拍摄，让她相当兴奋，“都是香港很难借到的地方。”但相对于香港工作的高压状态，台湾剧组显得“悠闲”一些，“但台湾剧组分工细致，在需要着重细节的工作上就表现不错；若需要随机应变的岗位，可能香港会比较好。所以两地工作人员一起交流，互相学习，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庄启祥观察，过去来创投的香港案子可能是纯香港制作，但现在多少都会拉其他国家的资金和团队一起，他们已经开始布局，不再限缩在框框，留狡兔三窟，如果香港不行，马上就可以离开，到其他地方发行。
电影长河里，金马奖点亮的那些时刻
金马60岁了。虽然经历过政治的冲击、或是生在创作受到限制的国家、或是电影在疫情后遭遇观众不进影院看戏，还有被短影音打破观影节奏等各式数不尽的挑战，但在这些热爱电影的人们心中，与金马相处的记忆，支持着他们持续下去。
李亚梅回忆，金马40那年，因为资源不足，金马需要寻求更多可能的经费，因此移师到台南举办，由市政府与企业赞助。所有影人来宾全都要调度到台南，是个非常艰钜的任务，惨况也是空前绝后。但她还是那样热爱影展，“一群热爱电影的人聚在一起，为他们仰望的电影人服务，把喜欢的电影推荐给更多人，这个工作太有魅力了。”
涂翔文也记得，自己从小就对金马颁奖典礼很着迷，“有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画面是是1979年，导演李行上台领奖后说：『评审是公平的，因为得了两次并不表示不能再得，我们需要再接再厉！』”再有一次是1986年，面对分别入围9项的吴宇森《英雄本色》与张艾嘉的《最爱》，杨德昌以入围3项的《恐怖分子》突围拿下最佳剧情片，引发各方讨论。当时是官员还能上台颁奖的年代，涂翔文至今仍记得颁奖者以浓重乡音读出“恐怖分子”的语调，以及现场对大爆冷门的哗然，“是非常前卫、有智慧的选择。”
涂翔文曾任两届金马评审，那也是他众多评审工作里特别印象深刻的经验：“金马奖很努力做到最客观最公正的评选，我不敢讲最没有争议，但金马非常努力做到尽量客观 公正。”涂翔文笑着举例，复决选评审需要看过所有的影片，而且是被要求在同一个放映室、同一个的播映环境中看影片，“就算你说看过了也不行，抱歉，还是要重看一次。”
因为金马奖项包括多项技术奖项，影片必须在同一个空间里放映才能公平评选。内急可以中途离场没问题，但工作人员会帮忙计时，要是超过10分钟，得重新看一次片。评审几乎得花1个月看片，保密条款更是滴水不漏。决选前，评审们就会集体住进饭店，决选当天没收手机、评审室也阻断通讯，进化妆室也有人跟着，直到颁奖典礼结束。
黄绮琳也对自己的首次金马记忆犹新。当年她不知道公布入围名单也有直播，人在日本被手机讯息狂炸，“突然我就收到很多message，从来没有电话被这样炸过。很多人恭喜我，感觉满特别的，从那一届开始，我才每届都看发表会。”黄绮琳睁着大眼睛说，她永远记得那一年的金马，走上金马红毯的时候，“好像进入大人的世界了”──“大人”，是指成为一个被肯定的成熟的创作者了。
是这些小小的吉光片羽，一点一点累积起电影人闪亮的时刻。跌跌宕宕来到金马60，金马执委会执行长闻天祥如此描述：“如果电影是条长河，电影奖总似位于最下游，它承接了创作产制的所有结果，还要试图淘金剔杂。理想的话，透过奖励，拔擢激化创意源头；若谈现实，至少也得无畏反映世间美丑。世人不见得明白原委，你却深知这不是一日烟火，上台这几呎路可是电影人经年累月的折返努力。”
一甲子过去之后
尽管金马近年仍尽力展现多元的面貌，但采访过程中，电影工作者们还是期待着中国电影能重回金马的可能。
涂翔文坦言，当然不是说台湾电影不够好，而是如果中国、香港的主流电影来参与，台湾的电影工作者可以接受更多刺激，看见自己可以精进之处在哪里，回归金马奖的本质，交流其实远比竞争更重要，“就好像一个美食大赛、米其林票选一样，我把最厉害的菜端出来，评审跟得奖结果都是其次，但是我们每年都可以看到，原来今年有这些电影。”
2022年，李屏宾从李安手上接下金马执委会主席职务，“要怎么样让金马延续，还可以有基本高度，中台这边的文化交流很少，金马是最后一个。电影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需要慢慢面对，这两年都在找关系，看看能不能回复以前有很多交流、最好的时候。”李屏宾强调，站在都是华语的同文基础，思想和技术可以互相支援，而且能看见新的东西：“我也跟李安导演说，我们也可以让金马变成华人新导演的一个重要平台，世界上太多影展了，金马可以让他们被发现、看到，更关注华人新电影。现在就是慢慢做，需要时间。”
时至今日，金马除了公平开放的竞赛，还有影展、创投、学院、大师课维护着电影不同环节，从推广、培力、扶持到孵育，串连起产业的上中下游。
已经要70岁的李屏宾，至今还在拍片，今年就拍了4部，他说比起摆着前辈姿态话往事，不如继续在位置上战斗，才能让年轻人有感。拍片那么累，如何保持热情？李屏宾是这么说的：“好的电影是有生命的，如果你留下很多好电影，你的生命可以留很久，人家可能不记得这个人是谁，但是作品还在。有生命的电影没有时代的限制，不会过时、没有隔代，这个很迷人。每一次拍电影，都是接触一个不同人的人生啊，都是他们的情怀。我已经过了一百多个不同的人生，很长寿啊。”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