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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财经时时听，我是饶怡明。
中国经济第一季度表现良好，IMF决定上调今年中国GDP增长率到5%。然而，IMF却对中国现有的以制造业和出口为主的增长模式表示质疑，称这将导致国内资源配置不当，并影响到贸易伙伴。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对中国领导人的产业政策感到不解，称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那么，以出口和制造业为主的产业政策有哪些盲点？中国领导人对于当前经济转型究竟持怎样的态度？本期节目将就以上话题进行探讨。参加讨论的嘉宾是美国华盛顿地区零界限基金管理人严英哲。
中国产业政策可持续性受到质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大幅调高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测,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上调到5%, 2025年达到4.5%.这是该组织在两个月内大幅修改其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测。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2%, 经济在历经三年的严格防疫后出现反弹。国际货币基金和其他机构之前预计，中国因房地产市场严重萎靡和国内消费不振,中国经济增速将会放缓。
尽管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零售销售增长乏力，但由于出口和工厂投资双双走强，中国今年在第一季度取得强有力增长，年化增长率为6.6%。
IMF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斯表示，此次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是受到第一季度强劲GDP增长和近期政策措施的驱动，特别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举措。
她呼吁中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楼市问题,并同时警告中国政府的产业措施,可能对其他国家造成伤害。
戈皮纳斯表示，中国利用产业政策支持重点行业,可能导致国内资源配置不当,并且影响到贸易伙伴。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不久前批评IMF没有对中国大力扶植制造业的做法提出质疑。耶伦认为，中国的做法造成了产能过剩，导致中国企业以极低的价格将产品倾销海外。
拜登总统稍早前宣布，将大幅度提高一系列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包括电动汽车和太阳能板。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却表示，中国丰富了全球商品的供应，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
与此同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表示，中国领导人不愿意使用政府支出来支持消费需求，反而去支持生产，这很怪异。他认为，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
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克鲁格曼表示，我们无法吸收中国外销的货物，世界不会接受中国想要出口的一切。
五月制造业活动意外萎缩 经济政策失灵了 ?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四月份的50.4 降至49.5，跌破了50的荣枯线。
5月份制造业PMI中的产出和新出口订单分项指数分别下降2.1和2.3个指数点，远远超过整体指数的降幅。在此前的半年多来，产出增长值均大大超过新订单增长。这加大了价格和利润下滑的压力，也表明了工厂的增长超过了实际需求。
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制造业结束此前两个月的扩张,出现萎缩，令中国依靠出口推动经济复苏的做法受到质疑。
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码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推动出口，以抵消国内房地产行业严峻形势的影响。新出口订单大幅下滑，可能引发北京方面的担忧。
虽然中小型企业举步维艰，但大型制造商的活动仍在扩张。火车、飞机等运输设备、计算机及通讯设备、以及如发电机等通用设备制造商连续三个月出现增长。
另外,根据财新公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录得51.7,较4月上升0.3.。不过财新的新订单指数也出现小幅下行,新出口订单指数则明显放缓，显示外需扩张幅度正在下降。
经济转型不是新话题 现任领导人什么打算?
自从1979年以来,中共高层就开始对以往的发展道路进行检讨。
澎湃新闻引述历史学家萧冬连的演讲,1979年拨乱反正从两方面总结历史教训,一是经济体制一是经济结构。当时国务院财经委调查组研究结论是，中国经济机构不合理，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落后，投资高但低回报。虽然经济增速不低，但人民得不到实惠。
1981年国务院提出10条经济发展方针,把消费品工业发展放到首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希望走出一条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经济增速比较实在，人民可以受惠的新路子。但到了1984年，经济又回到数量扩张的老路子上去了。
1992年中国国务院批准中国21世纪议程，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接下来15年要大力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模式。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统筹”。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切实走新形工业化道路。
但此后的经济发展依然沿袭传统的轨迹，只是呈现新的特征，即土地财政、招商引资、工业园区和房地产，形成以土地谋发展，以房地产和出口制造业为支柱的模式。
当前，中国经济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逐渐失去动能。明显标志就是增长率持续回落，而且呈L形趋势。中国政府自己判断：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萧冬连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拐点到来，主要来源于结构性因素。首先，低成本优势消失。在2008年左右，中国劳动力成本就开始逐步上升，和东南亚国家相比，这个优势大大被削弱了。其次，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尽管近期中国政府出台许多政策支持房地产市场，比如取消限购，但都是短期政策。房地产下来了，土地财政就成问题。再者，地缘政治和世界经济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过去30多年的良好外部环境和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最后，就是资源和生态环境难以承载旧的发展模式。
他认为，中国除了用“高水平的开放”来回应“去中国化”，扭转“预期减弱”至关重要。
在他看来，稳定预期，就是政策可预期性，而前提就是必须有健全的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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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主持、制作：饶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