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出身台湾的女子在没钱、没人力的窘境下，催生了跨国的非政府组织（NGO），以接地气的方式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长期投入人、动物和环境的可持续工作，2021年行动亚洲获得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特殊谘商地位。她在自传书《LIFE OF PEI—The Battle for Compassion》中写下过来人的心声：“这是一本献给全世界所有还在努力不懈，为开创一个关怀生命的社会而努力的先锋者，以及所有具有梦想的年轻人，因为你们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
苏佩芬是外省第二代，国共内战后，她的父亲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在军情体系担任特务工作，父女俩最密切相伴的日子是他罹癌住院期间，“周末很多时候我是在医院度过的，在医院里看到生病的苦痛，再到自己面对至亲的生离死别。”她缓缓聊起青少年时期外祖母、父母亲相继辞世，人生被迫按下快速成长键，逆境造就了坚强独立的性格，也让她对弱势群体和社会正义特别有感，看到的社会问题也格外深切。
台湾到英国的公益之路
1987年台湾结束戒严统治，社会运动进入风起云涌的年代，妇女运动、反核运动、劳工运动如火如荼崛起，公民力量不断凝聚。苏佩芬投入人权、环境运动后，再接触到动物议题，不过，对当时的台湾民众来说，动物保护、动物福利这些概念相当陌生，她积极参与不同动保议题，从流浪狗到野生动物产制品，并致力游说相关动保法案的修订，活跃的身影背后却是吃力苦撑。
“我整个人耗竭了。”苏佩芬坦言碰到前所未有的瓶颈，那一年她28岁，毅然决然离开台湾。她抱着出国学习的想法，展开欧美动保组织的实习生活，进而在英国攻读硕士，论文探讨社会运动和动物保护的关系，毕业后同时获得英国皇家动物保护协会和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机会，“有时你看到绝境的时候，换一条道路，或是换一个方式参与。”她转换跑道后更清楚自己的方向，“我要把这些经验带回亚洲去。”
从欧美各国的学习见闻，到成为世界动物保护协会核心团队的一员，苏佩芬看见欧美对待动物和民间组织的态度不同于亚洲，“尤其是从家里的猫狗开始，他们真正了解到动物是一个生命体，而且民间组织本身的体质较好，民众对民间组织、慈善机构的信任和支持有一定程度，反观亚洲国家，很多民间组织基本上先天不良，法令上没有给民间组织支持，让它能够振兴，政府对经济、企业有振兴方案，但是对民间组织并没有这样优厚的方案。”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有一个口号“Global Thinking, Local Action”，这句话深深打中她心坎，“当时我看到全球观点要注入到地方行动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代沟，因为当地没有全球的观点，这些观点也没有被很好的诠释，用中国的说法，也就是不接地气。”
一位中国志愿者之死
苏佩芬的脑海开始浮现创立行动亚洲的念头，一位中国动保志愿者之死，让她跨出行动的第一步。
2004年，苏佩芬在意大利筹办动保民间组织的能力培训课程，各国志愿者齐聚一堂，当时中国的动保活动刚启蒙，“有一个女孩子叫王培，培训结束，她回去中国之后就跳楼自杀了，她的自杀对我非常震惊，一个这么有心想要投入社会工作的女孩子，因为同理心的耗竭而想不开。”
这个事件之后，苏佩芬在深圳、北京、长沙展开巡回培训讲座，回到英国，她决意创立聚焦亚洲的非政府组织，这一刻她也发现自己怀孕了，“所以我常跟人家讲，我怀了双胞胎，一个是我女儿，一个是行动亚洲。”
2006年，行动亚洲在英国诞生，苏佩芬和来自印度的共同创办人抱持想要改变的理想，因为亚洲两个人口最大的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他们以中国为第一站，致力推动人、动物和环境的可持续的改变，18年来，组织逐渐茁壮且备受国际肯定，目前不但是联合国NGO Major Group成员之一、联合国永续时尚网成员、国际零皮草联盟的理事成员，同时是世界地球日的官方合作伙伴之一。
然而，行动亚洲成立之初却不被看好，苏佩芬印象深刻说，当年共事的资深伙伴第一个反应是“妳疯了吗？”一路走来，她坦言常问自己还撑得下去吗？营运经费捉襟见肘，人力、外在环境等各种难题接踵而至，“我常常在想，如果当时我可以看到过去18年的困难，我可能会吓得簌簌发抖。”
从熊胆到皮草的沈疴弊病
动物议题一直是她关注的焦点，1999年她曾经深入中国的养熊场，卧底调查活熊取胆的熊胆行业，行动亚洲也持续关切中国皮草养殖场，推动零皮草运动。
她在书中写下当年一行人伪装成中药商，进入11家养熊场搜证调查，还曾一度被怀疑身份不得已交出相机胶卷；这些熊被囚禁在狭小的铁笼里，约莫从3岁起，肚子被插管、每天抽取两次胆汁，直到年老被宰杀，熊掌、熊内脏继续满足人类的口腹之欲。如今，养熊场依然盛行，新冠疫情期间，熊胆粉还被作为治疗的处方成分。
苏佩芬认为，不论是养熊场、皮草养殖场，或是狗肉、动物园表演等，这些都凸显出根深蒂固的观念“把动物、环境当作资源利用”，这种经济至上的做法非常短视，而且经济收入也是一个假象，只是少数人受益，但是全球买单，新冠疫情就是最好的借镜，从SARS、埃博拉、HIV、Covid-19到禽流感，这些都是人畜共通疾病造成大流行病，野生动物应该生长在野外，但是人类不断扩大对环境的利用、对土地的剥削掠夺，人类和野生动物的界线被打破了，野生动物被拿来吃、拿来养，大流行病正是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利用的反扑。
“丹麦原本是欧洲最大的养貂国家，现在禁养了，造成全球最大的哥本哈根皮草拍卖行的崩盘。”苏佩芬谈起疫情下的国际变革，这一场大流行病也让行动亚洲在中国有了倡议的新契机，“新冠让我们这样的组织能够去谈人、动物和环境的相关性，从养殖皮草对环境的破坏、对动物的残害，到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为什么中国的养殖业一定要早早结束？不是因为要跟随西方的潮流，养殖业结束是因为从科学、健康、环境的角度，从健康一体（One Health）的角度来考量。”
透过教育松土札根
打从2012年起，行动亚洲开始在中国推动生命关怀教育，苏佩芬反思自己过去主要聚焦在议题抗争，心力放在解决问题的后端，“如果我们教出来的孩子都认为经济至上，认为自己的需求是最重要的，那还有希望吗？当他买皮草、买熊胆时已经来不及了。”她意识到教育是促成改变的关键，教育如同松土耕作，“我们要去改善体质、改善土质，种子才能够札根成长。”
行动亚洲团队积极走进校园，同时关注乡村的留守儿童，推展儿童教育，2022年生命关怀儿童教育项目获得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最佳实践”的奖项，多年的耕耘下，孩子的蜕变，家长也看在眼里。苏佩芬聊起课后的故事，“有个妈妈跟我说，我不知道你在学校教了什么，但我这个孩子今年母亲节跟我讲，妈妈我好爱你，因为有你，我才能够长大。然后那个小孩子很瘦，爸爸买了鳖想给他补，孩子回家看到桶子里的鳖就说，好棒啊，爸爸你要让我养鳖吗？爸爸说，不是啊，这个鳖是给你吃的啊，你那么瘦，孩子大哭说，我不要，因为这是一个生命体。”
不只是儿童，行动亚洲也针对消费者和专业人士设计不同的教育课程，“我们培训的兽医师是动物的治疗者、守护者，他们也认为自己是教育工作者。”苏佩芬看见教育的影响力，“今年的世界地球日，我们有兽医自己去幼儿园做讲座，跟孩子们讲动物福利的重要性，这就是教育能够去松土，让更多人能加入行列。”
行动亚洲即将迈入20年里程碑，苏佩芬坦然梳理人生故事，写下跌跌撞撞摸索后的经验，去年交出书稿那一刻却被告知罹患乳癌，迎面的这一拳重击，她当下的反应是生气懊恼，“哎，我都这么忙了，没时间了。”她长吁一口气，“从医院回来，我第一个搜寻的是，当化疗时可不可以工作？”
“我希望透过这本书，用我的故事为更多人带来力量。”她一面治疗癌症，一面投身公益工作，始终保持拳击手的姿态，只要有一口气在，她不会倒下退场。
撰稿、制作和主持：麦小田 责编：许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