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上海工人造反派经验交流大会 " 召开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1966年11月，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在上海设立的“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召开了一场“上海工人造反派经验交流大会”。这场大会上会集了上海工人当中的各路“反王”，这些人将在此后文革的历史进展当中，成为风云际会的人物。在这一讲中，我们就要介绍一下这场对文革历史进程至关重要的大会。
这场会议的举行日期，是1966年11月6日，地点位于上海静安区愚园路311号。这是一栋带着花园的小洋房，被“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占据了。对于当时的上海造反派来说，这个联络站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北京的红三司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所谓“口含天宪”的造反派。因此它在上海设立了联络站之后，不少受到压制的上海学生、工人造反派纷纷来到联络站，试图与红三司建立联系。在这场会议召开的当天，有来自十七家工厂的三十多名代表来到红三司驻沪联络站参加了会议，主持会议的人是来自北京的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学生红卫兵包炮。
包炮原名包常甲，包炮这个名字是他响应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取的。在文革史学者金大陆、李逊、金光耀对包炮的访谈中，包炮回忆说：“当时，我们在联络站每天接待很多红卫兵，他们对我们北京来的红卫兵比较信任，就来我们这里上访，我接待的最重要、最典型的代表的就是以上这几个人。他们提出要到北京去，我就说：‘你们不要去北京上访了，我们就地闹革命。’接待了这么多上海的工人来访之后，我认为要把工人组织起来，并准备开一个筹备会议。这我跟江涛讲过的，江涛不同意。准备开会时，不止是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人，还包括王洪文，王洪文是黄金海通知他的。”
包炮这段回忆中提到的王洪文、黄金海，都是后来上海造反派的重要人物。包炮也在访谈中讲述了11月6日那天开会的情况，说道：
“那天的会是在愚园路311号北京红卫兵接待站开的，铁路局装卸机械修配厂的工人最多。那天王洪文、潘国平他们都在。当时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过程是我先念语录，接着报出身，大家都报出身。我说：‘学生运动起来了，工人运动也该起来，我们不要上访去了，我们就地闹革命，成立一个组织。’基本上就是这样展开会议的。选举的时候大家报成份，这个大主意我是拿了。为什么，因为我是大学生，另外一个就是那时除了工人就是学生，即使有，那学生也是年轻的。当时‘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时候要报出身。当时条件最好的就是潘国平，既是复员大兵又年轻。另外王洪文是复员军人，党员，扛过枪，参加过抗美援朝，又当保卫科干部，年龄比较大。所以那天的倾向性，我觉得应选王洪文当工总司的头。因为这个会是我拉起来的，我总要找一个可靠一点的。”
这样，来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干事王洪文就被包炮选为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头号领导。而在这之后，他和包炮在访谈中提到的潘国平、黄金海将产生种种复杂的纠葛。在此，需要先对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三个人进行一番介绍。
二、黄金海的文革造反之路
黄金海祖籍江苏镇江，生于上海，是国棉三十一厂工人，在文革开始时31岁。在文革前夕，黄金海是个工作相当积极的工人，他所带领的车床小组每个月都超额生产超过20%，这使他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被评为了“上海市五好工人”。在1966年3日，黄金海被其所在工厂的中共党支部大会批准加入了中共党组织，但厂的党委还没来得及批准，文革就开始了，因此他的此次入党没有生效。
在1966年6月25日这天，黄金海在他所在的工厂贴出了一份大字报，内容是批评车间党总支部的一些干部在进行政治学习时闲聊，要求这些干部和工人们一起学习——在大字报中，他特意用了“下来”这个词要求干部们和工人一同学习。这份大字报很快就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当天晚上，国棉三十一厂里出现了一些针对黄金海的大字报，题目相当带有火药味，包括《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黄金海揪出来示众！》《“下来”就是要党下台！》。该厂的中共党总支部还上纲上线地把黄金海的大字报和1957年反右联系在一起，说“下来”这个词属于“右派向党进攻的黑话”。到了第二天，在国棉三十一厂中共党总支的布置下，针对黄金海的批判进一步升级，工人们写出了上百张针对他的大字报，甚至挖出了他的父亲曾经吸鸦片的历史。
在中共厂党总支的围攻下，本来是“五好工人”的黄金海一下子被打入另册，他的妻子在家中因为担忧掉眼泪，平时和他在食堂同桌吃饭的同事也都对他避而远之。愤怒的黄金海去了上海市委告状，但没有下文。于是，他就在8月初和车间里一些观点相同的工人组成了一个名叫“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的组织，成为了一路“反王”。
三、潘国平的文革造反之路
另一个“反王”潘国平是上海人，也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工人，在文革开始时是个20岁的青年，并非中共党员。他此前曾参过军，在1964年10月退伍后被分配到这座工厂。此人很有文艺细胞，喜欢画画、唱歌、评弹、话剧，在进厂后被厂党委调到了厂工会，负责发戏票、出黑板报，这令潘国平对厂党委很是感激。如果按照常见的情况，潘国平本来应该是一个标准的保派工人。然而，所谓“人的命运就不可以预料，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文革前夕四清运动的爆发开启了潘国平的“疯狂宇宙”。当时，四清工作队对潘国平所在工厂的干部们进行了大清洗，甚至连科室和车间的干部都难逃一劫。对厂党委很感激的潘国平因此非常不满，在文革开始后不久的1966年6月上旬贴出了针对四清工作队的大字报，表示工作队这样大规模打击干部是为了包庇真正的所谓“牛鬼蛇神”。根据潘国平在一次访谈中所说，当时工作队对他的打击力度很强。他在这次访谈当中详细讲述了他被工作队惨整，以及变成造反派的经过，说道：
“一直到六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很大支持，我就写了揭发工作队整群众的大字报在工厂里张贴。这样，工作队就对我组织围攻，扣发工资，还整理了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送到我们厂所在的杨浦区公安分局，还好公安局没有收下我。这个时候，从北京陆续传来各种消息，一直到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都说明我与工作队的斗争是正确的。我也就从本来是一个保工厂里的领导干部的“保皇派”变成了造工作队的反的‘造反派’，正式扮演了造反派的角色。”
在这之后，潘国平得到了从北京南下的红卫兵的帮助，这些红卫兵将他的“反王”之路向前很大地推动了一步。他在访谈中这样回忆道：“‘八一八’之后，北京的红卫兵纷纷南下上海‘点火’，我在街头辩论会上与他们有了接触，他们也对我的行动表示支持。九月份我被工作队困在厂里，曾经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的帮助下逃离工厂，到北京‘告状’。回来之后，厂里一部分工人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我担任了队委，这就是我们工厂的‘造反队’。”
事实上，在由包炮主持、在1966年11月6日举行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经验交流大会”上，潘国平的表现是非常活跃的。根据包炮在访谈中的回忆，虽然他在这场大会上选了王洪文当了工总司的头，但当天会议上表现最好的人并不是王洪文，而是潘国平。包炮说道：
“从工总司筹备的那天晚上到后来权利之争就没有停过。矛盾最大的就是潘国平和王洪文，当时没有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是在后来。但是，当时表现得最好的应该是潘国平，在筹备会上，成立大会上站出来敢说话，而且会说话，头脑清楚……筹备会那天选王洪文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年龄、出身、经历，没有其他的。”
关于潘国平和王洪文的种种恩恩怨怨，在这里我们先按下不表。与黄金海和潘国平比起来，王洪文在文革历史上是一个更为“大牌”的人物，值得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这一讲就先不谈他了。在此，需要总结一下黄金海和潘国平的故事中反映出的问题。黄金海变成“反王”之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造反派工人组织领导模型——此人得罪了本厂的党委，也就是文革中所说的“当权派”，因此一下子就从“五好工人”变成了被政治迫害的对象，因此被逼上了“梁山”。潘国平的经历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标准”，因为他本来是站在本厂党委一边的人，按照一般情况来说，这种人通常会是保派。然而，由于文革前夕的四清运动将他所在厂的党委进行了大清洗，四清工作队实际上成了厂里的“当权派”，潘国平则从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变成了政治利益受损者，遂因此变成了另一路“反王”。总之，他们造反的原因，都带有一种“官逼民反”的特色。不过，王洪文的文革造反之路则更为复杂，与他所在的国棉十七厂内部复杂而激烈的人事斗争高度相关。这一问题，就是我们下一讲会讲述的内容。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