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决定在工矿企业展开文革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1966年10月7日，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中，贴出了反对驻厂市委工作队的大字报，这使王洪文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王洪文甚至一度被工厂中支持工作队的一派围困。为了给自己找到一条出路，王洪文便决定和反工作队的工人们去北京找中共中央告状。
在当时的北京，文革的局势正变得迅速激烈化：一方面，毛泽东发动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否定了官二代老红卫兵；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正在大规模接见红卫兵，北京城里到处都是参加大串联的人们，充斥着一派狂热的“革命气氛”。
对王洪文来说，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是，此时毛泽东做出了一条重要的决策，那就是决定在工矿企业中也展开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市及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场会议的目的是和这些人“统一思想”，让这些人都支持造反派、投入文化大革命。然而，这场原定只开三天的会议却开了足足二十天，直到10月28日才告结束。这是因为当时除了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和山西省委书记刘格平之外，各省委书记大都是一副不怎么合作的态度，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当局调动工人、农民围攻学生红卫兵的事情。于是，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公开的检讨，毛泽东则在会议上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敲打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和陶铸（关于陶铸的浮沉，我们在之后的内容中会进行详细解说）和各省市领导人还在沿袭着过去的“老一套”。毛派核心人物陈伯达则做了一篇态度强硬的长篇报告，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在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决定将文革运动从工厂扩散到工矿企业中去。
当时，上海的主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刚做了鼻癌手术，正在身体恢复中，在上海主持一线工作的人是市长曹荻秋。此前，调集工人对付冲击上海市委的北京红卫兵这一决策，是由曹荻秋在前台决策的，而曹荻秋在做这类事情之前会对陈丕显汇报。为了拉拢陈丕显，江青特意请拖着病躯到北京参加这次会议的陈丕显吃了两次饭，表示希望陈丕显站出来，还说她和张春桥愿意做陈丕显的“顾问”，让陈丕显对“年轻人”们要“顺着点”，也就是暗示陈丕显支持造反派，并表示学生到工厂的串联，中共中央是禁止不住的。然而在这两次饭局上，陈丕显摆出了一种消极的态度，在江青说这些话的时候默不作声，不与江青继续这种对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派陡然加强了对上海市委的进攻态度。
就在北京的政治局势进行着上述的风云变幻之时，王洪文所带的上访队伍来到了北京。根据王洪文自己的回忆，在这次上访期间，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上访期间，我们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到北京大学、国棉3厂等很多地方，把当时中央领导人讲话抄了不少，有陈伯达、江青、关锋、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讲话……这些对我影响很大……回上海，厂党委已经靠边站，全厂工作由工作组领导，我对工作组的情绪更厉害了……我对人说，在北京，工作组已经被扔进历史垃圾箱，可是，在我们厂，还是工作组的天下。”（转引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I》第六章，页210）
二、国棉十七厂工作队的垮台
在王洪文一行前往北京进行上访的时候，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厂内的人们根据对驻厂的市委工作组的态度，正式分裂成了反工作队的“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永忠”，以及拥护工作组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10月25日，王洪文一行回到了国棉十七厂，将北京的最新情况传到了厂内，使“永忠”一派声势大振。10月26日，在王洪文的指挥下，“永忠”查封了工作队办公室中工作队成员的抽屉。11月1日，“永忠”贴出了题为《工作队十大罪状》的大字报。11月4日，永忠占领了国棉十七厂的广播电台。11月6日，“永忠”冲进了驻厂工作队负责人施惠珍的办公室，对她展开批斗，勒令她第二天向全厂做检查。
这样，工作队在国棉十七厂宣告垮台，王洪文在厂内的老对头、中共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也遭到了批斗。根据王洪文一派的工人唐文兰的回忆，国棉十七厂的批斗属于非暴力的“文斗”，唐文兰说：“我们厂从没有武斗过。开批斗大会，也从来不给批判对象戴高帽子，即使是对张鹤鸣，也只是叫他站着听批判，没有其他侮辱性的措施，后来，干部们绝大多数都解放，担任各级革委会负责人，除了少数有政历问题的干部挂着。”然而，根据施惠珍的回忆，这些批斗活动没有那么“文明”，她说：“我在国棉十七厂挨批斗时，让我坐‘喷气式’，挨斗时经常被这人踢一下，那人打一拳。批斗我时，王洪文都不出面。刚开始批斗我时，好像是让我坐着接受批判，但后来的几次，根本就像是斗敌人。”（转引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I》第六章，页214-215）
三、工总司的最初行动
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总之国棉十七厂的市委工作队算是倒台了，而王洪文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冲杀出厂，与全上海的造反派展开串联。11月6日，在施惠珍遭到批斗的同一天，王洪文来到了北京红三司的驻沪联络站，参加了那场由来自十七座工厂的三十多个造反派头头出席的会议。如前所述，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组织工总司，它的全称是“上海工人造反革命总司令部”。王洪文因为他参过军、正在做保卫科干部、又是中共党员，在当时的政治观念中被认为在政治方面“可靠”，因此被北京红卫兵包炮选为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 在当时，像王洪文这样身份背景的人，一般都作为既得利益者参加了保派，因此造反派方面也需要推出所谓在政治上“可靠”的人作为头面人物。
工总司在11月6日的会议上宣告成立后，就在当晚展开了他们最初的“革命行动”。当时，为了制作工总司的袖标，参会的人们开着一辆大卡车前往布店搜集红布，在半路上卡车需要加油，就开进一间加油站加油。当时，给车辆加油需要提供油票，他们就在加完油后给油站工作人员写了一张条子说“上海市委加油100公升”，留下了一句“向曹荻秋去要”后扬长而去。接着，他们在深夜时分来到了位于上海八仙桥的协大祥绸布商店和棉布批发站，直接强行索要了许多红布——当然，后来工总司有了钱之后补交了钱，但这是后话了。总之，工总司的首次“革命行动”，便是它成立当晚的抢汽油和抢红布行动。
第二天，也就是11月7日，工总司进行了第二次“革命行动”，派出了40多人前往上海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前去抢夺厂档案室里的“黑材料”。这是因为工总司发起人之一谢鹏飞是该厂的工人，曾被中共厂党支部和驻厂工作队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因此和一批造反派工人遭到党委和工作队主持的批斗会针对，被人使用木棍、皮带、钢丝毒打，并被长时间罚跪、遭到囚禁。谢鹏飞是在被囚禁了差不多两个月后，才趁着谎称上厕所的机会从厕所翻窗逃出越狱的。因此，工总司认为抢夺该厂档案室中的“黑材料”，就可以找到上海市委和工作队的罪证，从而为此后进攻市委提供证据。
与此同时，工总司推出了它的成立宣言，在其中直接表示上海市委向各单位派出工作队、工作组的行为属于“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用强硬的语气说工总司要大造其反，并准备在11月9日召开成立大会。接着，工总司就派代表去和上海市委交涉，要求上海市委印发这份成立宣言。在压力之下，上海市委同意印两千份，但印刷厂方面则说因为时间紧张，在9日之前印不出这么多。于是，工总司就决定采取广而告之的形式，在上海各处贴出了数百份海报，海报的内容是：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正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筹备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
至此，工总司正式向上海市委下了战书，即将与上海市委全面开战。而他们的这次大规模开战，将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并导向在文革历史上极为知名的“安亭事件”。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