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初期配合老红卫兵的部分上海工人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文革前，上海的工人内部其实有很大的差异，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人们能够入住被称为“工人新村”的楼房，其条件比一般工人的居住环境要好。此外，并非所有工人都有“铁饭碗”，有许多工人只是合同工和临时工，没有住房、医疗的最低保障。在文革前的历届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常委会中，没有真正的工人代表，只有上海市总工会的负责人，而这个总工会实际上是个中共官僚机构。事实上，上海工人的情况，在当时中共治下其他各地的工人群体中也都普遍存在。不过与那些地方不同的是，上海拥有大约300万产业工人，其工人人口数量远比别的城市要大。在这样的背景中，工人的政治立场成为了影响上海文革走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尽管在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可以说是极其著名的，但与一般人的印象有些不同的是，其实上海工人在文革中的初登场，并非是一种“造反”的形象。如前所述，在1966年8月、9月，第一、第二波南下上海的北京红卫兵都是“保皇派”老红卫兵。在上海当地，则有一批政治立场与他们相似的工人在迎接他们。文革史研究者金大陆在其文章中讲述了当时的一个情况，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9月13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分别在上海第二棉纺织厂，与杨富珍、王林鹤、程德旺等40多名劳模；在市学联，与上海学生代表举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北京红卫兵声明“是来上海学习的”，但在现实的提问中，却尖锐地抓住‘8.31’、‘9.4’事件的情况，以及上海如何造反，如何抄家（被抄对象是否反抗、报复？抄家物资如何处理？），上海红卫兵如何组织，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等问题。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依据统一的口径）一一作了介绍。最后，北京红卫兵对打人作了解释，强调北京的‘阶级报复’很厉害，确实打死过一些‘坏人’等。就此，第二次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开始正式介入上海的文革运动，虽然只是以交流经验的座谈会拉开序幕，但北京红卫兵在身份认知和现场气势上，始终占据制高点，始终强势出击，始终在一系列的追问中，显露着、展示着、张扬着自身的立场和态度，直至公开就‘打人’的问题表达了“应允”的意见，确实为他们日后的行动制作了另一篇‘宣言’。14日，部份南下兵团成员乘坐有关部门安排的客车，浩浩荡荡地开赴闵行重型机器厂，参观了证实上海工业成就的万吨水压机。”
（以上引文，见金大陆：《北京红卫兵在上海》（上），东方历史评论，2018年9月4日）
由此可见，当时与北京“保皇派”老红卫兵的进行座谈的上海工人是上海第二纺织厂的“劳模”，他们自然是能够住在“工人新村”中，拥有比其他工人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生活待遇。从座谈的情况来看，这些“劳模”们口径统一，没有和北京来的老红卫兵形成辩论，而是让北京来的老红卫兵在座谈中占据了制高点的位置。事实上，一部分上海工人在文革初期还进行了更深的政治活动。当时，上海也有本地的“保皇派”老红卫兵，而这些上海老红卫兵中，有不少人都是工厂的职工，他们参加了上海的“恐怖的红八月”。在1966年8月29日至9月3日期间，上海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红八月”式大规模抄家即入室抢劫活动，其中有组织的连续抄家有三天之久，史称“三日大抄家”。文革史研究者李逊在其文章中讲述了这次抄家活动的总体情况，说道：
“一个市一级类似领导小组的机构，领导了这3天的全市性抄家，领导者都是些中学红卫兵，其中不少人不久成为‘上红总部’成员。抄家行动时，他们分管各区；下面如抄出重要物质，或与被抄家者发生冲突，随时与他们联系，警备区向他们提供了汽车，他们可以迅速前往处理。这次抄家是在上海市委默许下进行的，市委甚至是幕后实际组织者。市委从原先的不赞成抄家，到组织和引导抄家行动，显然是想将红卫兵的抄家行动尽力规范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
“抄家名单大多由公安局、派出所和街道党组织提供。在此之前不久，公安部长谢富治，在8月下旬的一次北京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直到9月2日，由于打死人太多，中共北京市委才发布《关于制止一切打死人现象的紧急通知》：‘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从现在起一律禁止提供所谓流氓分子名单，违者要受纪律处分。除现行犯外，五类分子的名单，也不要向群众提供’。”
上海这次大抄家，市区10个区的抄家名单，全部汇总到那个市一级的抄家领导机构，当时的一个参与者回忆，这些抄家名单都是各派出所提供的。”
二、上海工厂职工曾出现过自己的老红卫兵组织
可见，上海的这次“红八月”式大抄家，是在中共上海市委、街道党组织、公安局、派出所、警备区的组织和引导下进行的，是一次官方积极参与的有组织行动。而这次抄家活动的受害者，则是毛时代的政治贱民。尽管在今日许多的第一印象中，文革抄家似乎是由一群失去了理性的疯狂的人们进行的。然而，在事实上，老红卫兵进行的这类抄家活动背后往往都有中共官方的积极配合、引导乃至直接组织、策划，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中共体制性地、从上到下地迫害民众的行为。
这次全市性的“三日大抄家”，为上海的更多抄家活动提供了示范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称为“抄家”的抢劫行动的参与者中，有大量上海本地工厂中的职工。李逊的文章提到：
“全市性大抄家起了示范效应，以后的抄家根本不可能被控制约束，紧接着全市抄家不断，而且即使在那三天大抄家中，绝大多数知名人士也还是被本单位职工或本地区红卫兵、居民抄家，市委根本无法阻止。参加这场全市性大抄家的，不但有各中学、大学的学生红卫兵，而且更有成年人组织的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兴起的最初期，在职职工也学着学校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以后不久，因中央不赞成，红卫兵成为纯学生组织。
“这些成年人的红卫兵组织，在单位党组织的策划或默许下，对本单位‘牛鬼蛇神’抄家。文革结束后，许多工厂、工业局编印的‘文革大事记’或‘党史大事记’中对此都有记载。8月30日晚上，光是冶金系统各单位就出动五六千名职工红卫兵，冶金局直属单位共有900多人被抄家，其中局机关53人。工厂的职工红卫兵组织也对自己厂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组织抄家行动。例如国棉17厂，8月31日至9月1日两天，全厂出动400多名由干部和工人组成的‘红卫兵’，对34名‘重点对象’进行抄家。没有工作单位的自由职业者，也难逃抄家之劫，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就是被自己所住地区的房管所职工红卫兵抄家，接着又被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抄家，不甘凌辱，于9月3日凌晨双双自尽。”
（以上两段引文，见李逊：《上海的“红八月”：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延续》，2013年3月6日）
可见，当时的大量工厂职工都曾一度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在本单位中共党组织的策划、默许下对本单位的“政治贱民”们进行了抄家活动，这些工厂职工红卫兵的行为方式与从学校出来的“保皇派”老红卫兵们没什么区别，他们曾一度组建的红卫兵组织也属于一种“保皇派”老红卫兵。
三、部分上海工人对老红卫兵暴行的抵制
不过，当时并不是所有上海工人都认同过于激烈、残酷的“红八月”式暴行。金大陆的文章讲述了一些上海工人在当时对北京老红卫兵暴行的抵制情况：
“9月15—18日，北京遵义中学十多个红卫兵（住上海蓬莱中学）到沪后三天打了12 个人，都是用鞭子打、脚踏、皮带抽，有的‘连大便也打出来’。20日下午，他们又抽打一‘用手指放在嘴里吹’的小学生（指认‘流氓’），被路过的工人、居民、学生围住辩论，最后只得‘承认错误，才溜回蓬莱中学’。”
“9月16—17日，北京航空学校和北京第十五中20多个红卫兵闯进斜士路第一小学，三次殴打该校干部、教师共9人，有的被打成脑震荡、出血、不能动弹，送医院医治。打人时，北京红卫兵派人把守大门，不准外人入内，‘附近工人议论纷纷，非常气愤’。”
（以上引文，见金大陆：《北京红卫兵在上海》（上））
可见，当时上海工人的政治态度绝非都与“保皇派”老红卫兵一样，最起码有一部分人并不认同北京老红卫兵极为疯狂的行为。
总的来看，在文革初期，上海工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与“保皇派”老红卫兵的行为模式一致。这些人在当局的组织、引导之下，参加了老红卫兵的“红八月”式暴行，甚至还一度出现过他们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不过，并不是所有工人都对从北京来沪的老红卫兵的行为表示认同。在这之后，上海工人中的这两种政治倾向还将继续发展下去，使上海的文革局面产生更为剧烈的变化。
感谢大家。由于时间关系，这个星期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