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荻秋的困惑
在上一讲中，我们谈到，在1966年8—9月间，上海的工厂职工中曾经一度出现过不少老红卫兵组织。这些组织的行为模式与从北京南下的老红卫兵没什么区别，也热衷于对当时的“黑五类”展开大规模迫害。不过，上海工人当中也有人对老红卫兵过于残酷的行为表示不满。
如前所述，此前从北京来到上海的老红卫兵就曾对中共上海市委进行过冲击。根据造反派在后来公布的资料，面对这种局面，上海市长曹荻秋曾于1966年9月初“亲自下命令，每天从几百个工厂里挑选一万多个工人到旧市委来当纠察，名义上是‘维持秩序’，其实就是保他们。”在同年9月18日，曹荻秋曾于中共党员干部会议上就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做报告，表示道：“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经常被动”，“这种被动，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被动来自何处?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主动权全在中央。我们现在还没有摆脱被动局面，全国各地都是这样，有的地方还要严重。”两天后，曹荻秋曾在上海市委书记处会议上借他人之口发牢骚，说“（中央）就是保护少数人造反。有人说是束手待毙。”
（见《曹荻秋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摘编》第六章）
曹荻秋的这些困惑和牢骚，可以说是当时各地中共干部们普遍都遇到的问题，因为文革这场运动和此前中共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相比，确实有很多差异。这一次，大量中共干部们不再只是专门“整群众”的角色，而是面临着“被群众整”的可能，曹荻秋的遭遇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二、中共上海当局组建“羽林军”
至于曹荻秋所调动的那些负责保住中共上海市委的工人，大部分都是工人当中的上层，可谓是对这个市委“忠心耿耿”。据李逊的研究，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市委办公大楼附近马路两旁大字报栏上，贴满支持上海市委的巨幅标语：‘上海市委挺起腰杆坚强地战斗吧，我们信得过您’；‘上海市委是马列主义的’，‘上海市委是坚定正确的’；‘誓死保卫上海市委’，等等。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与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特乱’的大标语大字报针锋相对。保卫上海市委的大字报中，最有影响的是国棉二厂署名‘退休工人和老工人’的《我们老工人要讲话》，以及国棉一厂工人杨富珍等《给毛主席的急电》。杨富珍当时是上海国棉一厂纺织工人，上海市委1966年4月树立的4个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之一，另外3标兵是复旦大学电光源实验室的工人工程师蔡祖泉、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红雷青年小组，以及上海海运局客轮服务员杨怀远。当时正值林彪提倡‘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上海市委也跟着树立上海地区的典型。
《我们老工人要讲话》反对北京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
“过去帝国主义炮轰过我们，蒋介石反动派炮轰过我们，美帝国主义现在正在炮轰越南兄弟，现在竟然有人要炮轰起上海市委来，他们算是什么人？只有阶级敌人才这样干！我们对党有深厚感情，我们坚决不答应。炮轰市委是十足的反动口号。
杨富珍等《给毛主席的急电》中则为上海市委评功摆好：
“我们上海工人对上海市委最了解、最清楚，上海市委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市委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首先发动了对反党反社会主义、修正主义黑帮黑线的批判，吹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这两张大字报都用工整的大字抄写，贴在市委大楼门前。为防止被雨水打湿，特地蒙上透明塑料布。大字报还被印成传单，不但在上海广为散发，全国其他城市也都有传抄翻印。”
上述的这些情形，可谓是热闹非凡。事实上，曹荻秋在当时想出来的这种战术，也往往被各地中共干部使用，曹荻秋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而已。当时，上海“基层工厂的党委或工作队，组织了许多党员和老工人，去市委门前保卫市委，与北京红卫兵辩论。王洪文所在的国棉17厂，驻厂文化革命工作队先后组织4批共700多工人，由工作队干部领队去延安西路，被组织前往的工人一律算公假；去前还关照这些工人，若有人问起，就说是自发去的，不是被组织去的；为防止被问及所在工作单位和职务，有的人连工作证都不带。”
（以上两段引文，见李逊：《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爱思想网，2013年4月5日）
可见，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已经开始将不少工人收编为自己的“羽林军”。这些人，事实上是后来上海的大规模保派工人团体“赤卫队”的雏形。
三、各地造反派红卫兵在上海设立联络站
1966年10月，随着第三批以造反派为主体的北京红卫兵来到上海，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根据文革史研究者李逊的观点，与此前两批南下上海的北京红卫兵相比，第三批北京红卫兵的影响更为剧烈：“10月，‘首都三司’造反派红卫兵大批来到上海。这次人数更多，时间更长。这是北京红卫兵第三次南下。他们到上海后，组成‘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第一批和第二批来上海的北京红卫兵，给上海市民甚至上海红卫兵的印象不佳，甚至非常恶劣。上海市民和学生不喜欢他们目中无人的张狂以及居高临下的霸气，更反感他们以打人取乐的血腥和丧失人性的暴力，他们始终没有和上海市民或学生甚至造反派融合。直到第三批北京红卫兵南下，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上海的学生和工人造反派，才真正与北京红卫兵联合起来。也只有到这时候，上海的文革发展才真正切入毛泽东想达到的正题。”
这一批以造反派为主的北京红卫兵，究竟在上海掀起了怎样的滔天风暴，我们很快就将进行揭晓。事实上，可以说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革史后来的走向，将一个名为“工总司”的组织催化了出来，而这个组织将反复在文革史的主线上出现。在此，我们先来看一看当时的中共上海当局是如何应对的。李逊的研究指出，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处在一种逐步失去掌控局面能力的窘境之中，其具体情形是：
“上海局势越来越乱，区、县、局以上领导机关已经没法正常办公，只能转入‘地下’或‘游击’办公。面对这场真正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所有干部都心中无底，不知如何应对。过去领导运动只要紧跟中央文件；此时中央下达的文件根本无法执行。例如中共中央9月2日《关于保护档案及机密资料的通知》，10月15日《关于各地革命师生暂缓来京串连的通知》，10月30日《关于工人不要离厂外出串联的指示》，等等，没有一个能贯彻下去。”
（见李逊：《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上海造反派的最初榜样》，爱思想网，2013年4月5日）
文革史研究者金大陆的文章中，讲述了当时来自各地的造反派红卫兵们在上海设立联络站的情况：
“10月以后，因部份北京高校红卫兵对上海的文革运动巳有深入的了解，甚至巳有深入的参与，便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决战姿态，以‘走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选择（在当年红卫兵们的知识结构中，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及其有关教科书中所说五四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工农大众的‘主力军作用’，上海工人阶级罢工‘标志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等概念，是深入人心的），正式提出立足上海，在上海建立稳定、持久的联络站。不仅直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上海市委，更企图以发动、组织上海的工人群众为突破口，影响全国的运动走向（事实上，北京红卫兵是上海‘工总司’的产婆）。”
“10月29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称‘第三司令部’)先遣队领队姜涛持总部介绍信，正式向市委提出设立驻沪联络站，并附一份‘物质要求’清单……再至11月9日的报告和统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华人民共和国野战造反兵团、全国红色造反团、首都长征造反队、北京红卫兵造反队等，均强行冲进市委28号办公大楼，并各占一方，自行建站。与此同时，除了北航红旗和首都三司分别入驻余庆路161号、愚园路311号外，其它已落实地点，并宣布建立联络站的还有首都红卫兵武工队驻沪联络站（襄阳路55号）、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延安中学内）、全国十大医学院串联联络站（上海第一医学院内）、河南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驻沪联络站（上海外贸学院内）等。”
（金大陆：《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建立和撤销》）
在这种情形下，1966年10—11月间，随着大量来自北京造反派红卫兵来到上海，中共上海当局的处境变得是更加“雪上加霜”了。在11月初，这些造反派红卫兵设立的“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召开了一场“上海工人造反派经验交流大会”。这场大会上会集了上海工人当中的各路“反王”，这些人将在此后文革的历史进展当中，成为风云际会的人物。
感谢大家，这周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