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孟浪病逝。如贝岭所说：“一夜之间，你的诗，那些充满意像张力和命运隐喻的句子，随着你的逝去，在母语的世界中突然闪现，被无数的诗人和爱诗人吟诵着，流传。”
这就是对诗人最好的纪念。
诗，就是诗人给自己建立的纪念碑。
阿多诺有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已变为不可能。”六四屠杀，这是一桩发生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的、击穿人类道德底线的罪恶。面对这样的罪恶，诗人在愤慨与震惊之余，不能不陷入无语的绝望。正是那些最长于语言的诗人，最感到语言的无力。现实的罪恶是如此的没有诗意，如果诗人还执意地在那里推敲字句、琢磨意象，营造诗意，那不仅显得奢侈，而且显得冷漠，甚至显得冷血。面对这样的罪恶，写诗还有什么意义？诗人还能做什么？
后来，阿多诺又收回了他那句名言。阿多诺后来说：“关于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可能是错的，因为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受折磨者要呐喊。”真正的诗人不能沉默无语，他必须在无话可说的时候说出话来，在绝望的黑夜里点燃希望之光。面对巨大的、至今仍在流血不止的民族创伤，诗人绝不能背过脸去；而诗人之为诗人还在于，他必须给他的呐喊赋予美学的意义。
在生前编辑的最后一部诗集《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的前言里，孟浪写道：“这是一部其内容和意义绝望地根植于文学、却又依稀充满希望地汹涌溢出文学的诗集，由是确凿无疑地，它不能不表现为一个社会文本-时代文本的巨大症候，同时又命运般地、重重地落在了精神文本—美学文本的标靶台上。”就这样一句话，孟浪把六四后中国诗人的绝望与希望、不能写又不能不写、不能没有社会与时代又不能没有精神与美学的极端情境全表达出来了。孟浪这句话，就是对“奥斯维辛之后诗人何为？”的最好回答。
近三十年来，孟浪的诗歌写作，反反复复地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他还独立编辑了两部诗集，一部是《六四诗集》，一部是《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我们这个时代有不少优秀的中国诗人。然而在其中，最能体现中国性和时代性的诗人，孟浪应是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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