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先生以99岁高龄辞世，是善终，也可谓喜丧；然而自六四以来这二十多年，袁庚失去了施展身手的舞台，壮志未酬，又不能不令人惆怅。
说来我和袁庚还有过一段交往。
1981年5月，我完成硕士论文答辩。由于我先前参加了北京大学的竞选活动，选上了海淀区人民代表，毕业后，“有关方面”给我“穿小鞋”，迟迟不给我分配工作。不少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热心帮我联系工作单位。那时我已经在北京安了家。我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史。北京市的相关单位，但凡和专业扯得上边的，都有人帮我联系过。
一日，收到同届研究生、西语系的韩邦凯从深圳蛇口寄来的信。他那时就在蛇口工业区就职，问我想不想去蛇口。我当即回信表示感谢，表示愿意。不过这事后来也没成，后来韩邦凯告诉我，蛇口方面确实想把我调去工作，但以我的专业，找不着合适的工作可以安排。这倒也是实情，不过也可能是托词。我估计多半是因为“有关方面”通不过。听说，民主墙时期的民间刊物《北京之春》的主编周为民就被袁庚要到蛇口并委以重任，但不久就有人向中央打小报告，说周为民仍然坚持西单民主墙的观点，不宜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工作；于是中央有人发话，要求袁庚把周为民遣送出蛇口。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袁庚“愿以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坚持向中央陈情，这才把周为民保了下来。我的问题比周为民还严重，自然就更不行了。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好意让我感动。由于这次交往，我对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尤其是对它的掌门人袁庚有了较多的了解。
大约是84年的一天，韩邦凯领着一位个子高高的年轻人来到我家。这位年轻人就是袁庚的儿子袁中印。先是嘘寒问暖，继而海阔天空。我们聊得很愉快。我原先就知道一点袁庚的传奇经历，从袁中印口里我才得知，原来袁庚就是深圳人，1949年他是炮兵团团长，率领解放军占领深圳。袁中印告诉我，1979年年初，袁庚奉命去深圳蛇口创办第一个经济特区。临行前，父子间有过这样一番问答。袁中印问袁庚：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创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再变回私有制。那你这辈子是在干什么呢？袁中印说，他父亲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这段父子问答太精彩了。儿子的提问深刻、尖锐，一针见血，一语破的。父亲的沉吟无语透露出内心的沉重与纠结，而那句简单的回答表明了他的痛定思痛，大彻大悟。
1985年春天，我应邀去广州参加由武汉《青年论坛》杂志社和华南师大联合主办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会议结束后，主办单位安排与会者一道参观附近的珠海、中山和深圳。期间，有人带话给我，说袁庚想见见我。我自然也很乐意去拜望他。于是，周为民就开着他的车带我到了蛇口。在袁庚的住所，我见到了袁庚，在座的还有几位蛇口工业区的同事。当时，蛇口正在筹备管委会的民主选举，他们让我讲讲北大竞选的情况，也谈谈对他们的选举的看法和建议。
这次见面给我的深刻印象是，袁庚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大刀阔斧，而且在政治改革上也勇于进取。这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既然他清楚地认识到原来的共产革命搞错了，那么，建立在共产革命之上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再加上他们自己在毛时代被专政的惨痛经历，自然会产生改掉一党专政、实行自由民主的强烈愿望。蛇口本来只是经济特区，可是袁庚使它也成为了政治特区。在八九民运中，袁庚的立场可想而知；六四后被免去所有官职，成了他所戏称的“无业游民”。袁庚的晚年过的很不顺心。但是相比之下，袁庚还是最幸运的，因为他一度得以在他主政的地方，相当全面地去施展他的抱负，实践他的理念，在一个小舞台上演出了一场精彩的大戏，从而给后人、给历史留下了丰满的形象和无尽的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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