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这本《革后余生》的副标题是“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在前言里，友渔写道：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自从经历了六四屠杀之后，我再也无法以身为一个书斋学者而满足，今后我所有的研究、思考、写作，都必须与正在改变的中国现状相关，必须和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目标相关。
六四之前的徐友渔，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学术道路上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他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考试中拔得头筹，获得了到西方留学的机会，赴英国牛津大学师从世界知名哲学家达米特，学成归国后，通过特殊的考试和成果评议，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成为哲学所最年轻的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还当上了研究室副主任。学界前辈和同道都把他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
友渔选择的研究方向是语言分析哲学，这门学问很高雅，用友渔的话，“有点像是在象牙塔中作诗”。但其实这一选择体现了他的精神特质，喜欢明晰的思想和明晰的论述，不喜欢只有宏大气势但没有信息量的空话大话废话，不喜欢文通理不通的虚假论证。友渔选择语言分析哲学，也体现了他长期的深厚的社会关怀。他是为了让国人的思维更科学、更理性、更精确，也是为了从思维方式和表达与论证方式上破除官方的意识形态统治。想当年，友渔和我能比一般同时代人更早的走出官方意识形态的牢笼，就因为我们自发的采取了若干逻辑的语言的分析，发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和逻辑谬误。友渔说，语言分析哲学这个学问是最抽象的，但是，对于中国长远来说又是最要紧和最切中要害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点石成金的手指头, 中国人需要的正是这个手指头。友渔在学术上的成就非凡。他那本《“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荣获金岳霖学术奖。
六四是当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友渔写道，早在1988年，人们就普遍预感，1989年将是多事之秋：因为这一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知识界人士纷纷议论，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使1989年成为新时代的起点。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发表致邓小平公开信，建议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接下来，知识界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签名信运动。友渔是其中一波签名信的组织者和执笔者。其后，友渔参与了、见证了北京八九民运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六四开枪后他和他的妻子奔走于北京的多家医院，收集和记录死伤者的名单。
六四事件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生活方向，友渔的改变是内在的。面对六四后的中国，友渔感到，他不能满足于做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不能沉溺于抽象的形而上学理之中，他再也无意于体制内的提升与发展。自六四后，徐友渔从学院派知识分子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
根据自己的志向、学养、兴趣与关怀，友渔作出了一种堪称公知经典的选择，那就是：“在思辨和理论层面从事一种与政治、社会批评的专门学问，使自己在现实层面的社会评论有更深厚的学理资源支撑，并使二者相得益彰。”
接下来，友渔把他的哲学思考，从语言分析哲学转向政治哲学。从他天生的气质倾向，也是从他在毛时代的生活感悟，友渔自然而然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在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言说活动中，徐友渔一身而兼二任，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这就很像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的自我定位，即“入戏的观众”。另外，友渔这个公知和其他很多公知不一样，他还亲身参与了争取和维护基本人权的抗争活动。友渔也是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在这一方面，他更接近于捷克的哈维尔。
2014年5月，徐友渔组织了一场在私人住宅中的纪念六四25周年座谈会，当局竟然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将友渔拘捕，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友渔的这一遭遇，是其他在体制内学院中尚有一席之地的公知们都不曾有过的。这也凸显出徐友渔之所以为徐友渔。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