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5周年到了。各地的纪念活动已经在陆续展开。纪念六四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纪念六四，不仅仅是纪念过去，我们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纪念是为了温故知新，是为了继往开来；纪念是为了再出发。
严格说来，所谓六四，其实是指两件事，一件事是八九民运，另一件事是六四屠杀。这两件事的性质截然不同，不可混为一谈。我们纪念八九民运，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八九民运伟大的抗争精神；我们纪念六四屠杀，就是要严厉谴责中共当局残暴镇压。
35年前，中国爆发了空前规模的争取自由民主的群众运动。八九民运的伟大意义在于：学生们和市民们通过自己英勇而成功的实践，使得人民认识到那个本性专制的共产党完全可能在人民的压力下退让、妥协以至改变，它使得人民克服了对专制政权的恐惧心理，建立起对自身力量的宝贵信心。八九民运是四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中共当局的一次极其成功的公开挑战。每一个中国人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胜利。‘人民的力量不可战胜’、‘人民万岁’，这些长期被视为空洞迂阔的口号，一时间获得了最充实的内涵。八九民运的50天，是中国人最没有恐惧感的50天，而恐惧感的消除是专制制度破产的最基本的条件。
万分遗憾的是，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致使功败垂成，功亏一篑。已故的非暴力政治学权威基恩·夏普（Gene Sharp）曾经对八九民运做过认真的考察与研究，他总结出的一条教训就是：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政治局里的温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学生就可以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这一信息传遍全国。另一位非暴力行动专家、塞尔维亚学者波波维奇（Srđa Popović）也对中国的八九民运做过研究。他指出，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就是，学生太过理想主义，没有利用当局的退让而及时地宣告阶段性胜利。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强硬派，以超出世人想象的残暴手段，对和平抗议的民众实行血腥的大屠杀，把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镇压了下去。六四屠杀的罪恶不仅在于它的屠杀，还在于它把大多数中国人又推入恐惧的深渊。六四屠杀使很多人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对平民大众而言，暴力革命又缺少可操作性。于是，大多数人在无比愤怒之余，就会转入沮丧，转入消沉，从而放弃抗争。这样一来，那少数继续坚持抗争的人就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而那个罪恶的政权也就可以继续赖在台上混下去了。
六四后，国人弥漫着一片悲观的失败主义。什么是失败主义？失败主义是一种因为认定抗争注定失败，而放弃一切抗争的思想。失败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失败主义往往产生于失败之后。但是，单纯的失败并不至于产生失败主义，唯有当人们普遍认定失败是不可避免、是命中注定时，才会产生失败主义。
不少民运朋友总是说，八九民运遭到中共镇压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中共的本质所决定的，无论我们民运的策略激进或温和，到头来都一样，都免不了被镇压的结果。有些民运朋友也承认，假如在八九期间，民运方面能见好就收，结果将大不相同；但是他们又坚称，群众性的街头运动根本做不到自我控制。这些说法实际上是在宣扬失败主义，是在助长中共专制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些说法实际上是在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
今天，我们纪念六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新恢复国人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便是对于中共这样的政权，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可行的，依然是可以取得成功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八九民运的失败绝非必然，六四的发生绝非必然，它也是我们自己的策略失误所致，而这些失误决不是不可能纠正的。我们必须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除非我们努力达成这样的共识，否则，民间力量就不可能重新集结，民运就不可能再出发。（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