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被打倒。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虽然饱受惊吓，但毕竟没受牵连，后来还更上层楼，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当上了副主席，在党内成了第四号人物。戚本禹说康生比陈伯达坚定，不跳船。这话也不全对。因为康生最后还是跳船了。
《康生年谱》写到：康生在临终前，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大骂江青是叛徒、王八蛋。还找邓小平、周恩来私下单独谈话。谈话内容，无人知晓。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有传闻说，康生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随后，康生还约见王海容和唐闻生，说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并托她们转告毛泽东。
康生临终前的这一举动非常奇怪。首先，康生应该很清楚，江青和张春桥都不是叛徒。我们知道，早在文革初期，上海的红卫兵炮打张春桥，就指控张春桥是叛徒。此后，有关张春桥是叛徒的说法就没断过。但正如张春桥本人所言：“我从来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江青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后来审判四人帮，江青和张春桥都被判死缓，给他们罗列的罪状中，也没有叛徒这一条。可见，叛徒这一指控根本不成立。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康生在临终前还要指控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呢？再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里写到：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前去看望在玉泉山治疗的周恩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按说，周恩来和康生都是主管情报工作的，对高层的人事背景比谁都清楚，那他们为什么会不约而同的都指控张春桥是叛徒呢？可见在这里，说张春桥是叛徒已经成了他们的接头暗号：说出这句话，就等于宣示了他们反对四人帮、反对文革的立场。
康生为什么在临终前跳船？那显然是因为邓小平地位的迅速上升。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打算让王洪文当接班人，可是王洪文是扶不起的天子。毛又打算安排张春桥，可是遭到整个官僚系统、尤其是军方的抵制。于是，毛泽东决定再度启用邓小平。1973年2月，邓小平复出，先是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紧接着就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进入了政治局，等到了1975年1月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邓小平又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此时的邓小平，一身兼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摆明了要全面接班的架势。康生不傻，他不肯和四人帮陪葬，所以就纵身一跳，以举报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方式，和四人帮做切割，向反文革一派交上了投名状。
康生死于1975年12月16日。作为党国第四号人物，康生葬礼的规格很高。第二年，毛泽东死，四人帮被抓，反文革派掌握大权。反文革派没有接受康生的投名状。在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判决书上，已经死了的康生被列为主犯，开除出党，骨灰移出八宝山。
以色列人把纳粹罪犯艾希曼从南美抓回耶路撒冷审判。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很好奇，很想看看这位杀人恶魔到底是什么样子，于是旁听了这场审判，然而阿伦特竟有些失望，因为艾希曼的样子很一般，很平庸。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恶魔该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人才叫恶魔？
康生无疑是恶魔。即便按照共产党的标准，康生也要算恶魔。《康生年谱》揭示出康生的多种面向。富家子弟的康生，年轻时就加入了共产党，不能说当初就没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康生也不是没做过好事；即便在文革中，康生也说过一些通情达理的话，做过一些通情达理的事；更不用说他还有堪称高雅的艺术品味与才能。但这不妨碍康生是恶魔。其实，恶魔都是有些好的方面的，否则顶多混成小恶棍，成不了大恶魔。康生之成为恶魔，这中间有人性之恶，有共产主义理论之恶，有共产革命之恶，有共产制度之恶，有毛泽东之恶，当然也有康生自己的恶。恶魔是怎样炼成的？对于这个大问题，我们还需要深入挖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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