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说，五十多年来，他主要的努力包括三方面：1）中文语言教学，2）现代中国文学与通俗文化，3）人权与 “异议” 政治。
不消说，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是他在人权与“异议”政治方面的努力。
林培瑞无疑是和中国的人权与异议政治结缘最早、时间最长、关系最深的西方学者。林培瑞在1979-80年第一次常住中国，亲身感受到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伤痕文学。八九民运前，林培瑞担任美国科学院驻中国办事处主任，结识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林培瑞在北京，耳闻目睹了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六四后，他帮助方励之和李淑贤到美国大使馆避难。
其后，林培瑞回到美国，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在一位普大的美国校董约翰．埃略特（John Elliott）的慷慨解囊下，林培瑞和余英时教授一道，成立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接纳了一大批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学者和作家。此外，林培瑞还担任了很多中国的人权组织和学术机构——例如中国人权、北京之春、维权网、当代中国研究（英文版）、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等等——的理事、顾问或评委。对我们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记得那年，我们北京之春经费告急，林培瑞拿出他保管的一位著名中国慈善人士捐款，给了北京之春。
2001年，林培瑞和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合作，出版了《天安门文件》。2008年，林培瑞翻译了《零八宪章》，后来又翻译了刘晓波诗文选和方励之自传。去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他和中国学者吴大智（笔名）合写的刘晓波传《我没有敌人》。林培瑞也和我一道联名发表文章，例如去年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The Korean Model for Taiwan”。
林培瑞参与海外中国人的人权与异议活动如此之深，以至于有人说，“林培瑞老师的个人故事可以说就是半部海外民主运动的历史”。未来书写当代中国人权与异议运动的历史，有几位西方学者的贡献是不能不写的，林培瑞就是其中之一。
林培瑞才是真正的西方友好人士，是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我们把他当作自己人，他也把我们当做自己人。林培瑞说，他的中国朋友已经比美国朋友多得多。尤其是，他在感情上乃至归属上都已经深深的中国化了。
林培瑞说：“比如1998年夏天，听到新闻报导说中国人在印度尼西亚受到无理的残杀和强奸，我心里马上感觉到一种难以控制住的气愤。听到卢旺达大屠杀的消息、波斯尼亚的’民族清洗’的消息，心里也有反应，但没有那种’自己人受害’的强烈的、直觉性的感觉。”这种把中国人当作自己人的感觉，非同一般。对他人的尊重是普遍的，一视同仁的，是不分远近亲疏的。而感情的投射则是有差别的次序，是向外辐射的。至爱亲朋死了，我们总会难受好些天，但全世界每时每刻都有很多人死去，却不会牵动我们多少感情。正是在感情投射的问题上，最能表明一个人的认同与归属。林培瑞实在要算是精神中国人。
林培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努力了半个世纪，取得了哪些进展？ 今天的世界比起当初，是更好些还是更坏些？我们的不足在哪里？原因何在？怎么办？
这个问题十分严肃，也十分沉重。半个世纪来，林培瑞，还有我们，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取得了大量的成就。可以说打过了美好的仗，跑尽了该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但今天的世界，在有些方面比当初更好，在有些方面却比当初更坏。尤其是中国的人权与民主事业，今天的状况比当初更恶劣。我们一定是有失误的，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必须改进。我们仍需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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