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与社会不公
在评论山西黑窑事件时，北京的作家兼编辑笑蜀先生的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笑蜀说：他毕业后到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才知道，原来中国有那么多的罪恶，那么多的苦难。不断有访民找到我的杂志社。于是打抱不平，介绍了几个冤案给媒体，几个冤案居然也报导出来了。但结果我发现，报导用处不大，地方政府开始会紧张一下，但媒体关注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只要地方政府拖得起，拖到媒体不再关注，地方政府就可以慢慢翻脸，苦主这时一点辙没有。这样一来，非但帮不上苦主，反而可能是误了苦主。媒体报道给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似乎解决问题有希望，事实上他们没有希望，他们早该撒手。但媒体给了他们幻觉，他们就更来劲了，更不肯收手，因此他们投入的、即浪费的生命成本更高。笑蜀提到他的一个朋友鼓励农民工用法律维权，这个农民工花掉了几乎半年的收入打官司，结果毫无所获，反而使得自己的处境更恶劣。笑蜀说，经历的这种事情多了，我就不再有当初的冲动，往往下意识地回避访民。回避不了的，就尽可能把严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有任何幻想，劝他们早收手，早回家，早点恢复正常的生活。
笑蜀这段话告诉我们，在今日中国，面对权力与资本的侵犯，普通民众要维护他们的权益，获得公正的待遇，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而成功的可能性却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绝大部分民众不会选择维权抗争，而是会选择逆来顺受，然后再想各种办法自谋生路。比方两个下岗工人，一个不甘心不服气，坚持上访、请愿，打官司，街头抗议，一年下来，挨打挨骂不说，什么也没得到，倒把原来那点遣散费给化光了，全家的经济陷入极大的困境。另一个则忍气吞声，拿着那点遣散费赶快摆小摊，打小工，或者趁着还有一点精力，赶快去卖苦力或者卖淫。一年下来，经济状况总会有点好转，起码也比那个坚持抗争的人家好很多。如果仅仅从经济方面着眼，从创造GDP的方面着眼，那个坚持维权抗争的下岗工人对于GDP是毫无贡献的，而那个放弃抗争，另外寻求生财之道的人，多少总是增加了一点点GDP.因此，一个国家越是专制，越是蛮不讲理，普通民众越是得不到公道，因而就越是迫使绝大多数民众放弃维权抗争而不得不另外寻找挣钱谋生的办法，那么，这个国家反而越是有可能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而那些比较民主，比较重视人权的国家，民众遇到这样的事，更多的会采取种种手段参加维权抗争，讨还公道，这种抗争必然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不会增加任何产值。
一年前有个印度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们发现，底层中国人追求财富的冲动是那么强烈那么不屈不挠。相比之下，印度底层社会的很多穷人则整日忙于发宣言，开大会，奔走呼号，要求政府公平分配，呼吁富人解囊相助。印度代表团的人感慨说，怪不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么快，怪不得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有这么强大的竞争力。
这就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大奥秘。正像清华大学教授秦辉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在于，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这就是说，在今日中国，高压下的不公正反倒成了促进经济的力量。一般人只知道社会不公式中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他们不知道那更是中国式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因。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还能指望这样的经济发展会促进公正呢？一个靠着野蛮的反人权手段而获得经济发展的国家，它的所谓成功只能意味着野蛮的成功，意味着对人权价值的更大否定。一切关心人权、民主价值的人们，切切不可对此掉以轻心。
从"差额选举"谈起
有消息说，中共十七大将采用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政治局委员。于是有人评论道这是扩大党内民主的重大进步，还有不少人联系到二十年前的十三大，就是用差额选举的办法选下了左王邓力群，并预言未来的十七大也会把那些保守派选下去。对于这类乐观的论调，我不敢苟同。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差额选举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多余的，累赘的，可笑的。难道还有等额选举吗？等额选举还能叫选举吗？选举而又等额，这在字面上就是自相矛盾的。没有差额、也就是没有多余，怎么还谈得上选择、怎么还谈得上选举呢？
不错，在实行等额选举时，选民一般总会被告知：除了正式候选人之外，每个选民也可以填上自己喜欢的其它人。这看来该是比较民主了吧，然而问题是，如果选民在投票前不能就候选人问题展开较为充分的自由讨论．彼此交换意见．到头来，我选张三，你选李四，他选王五，结果这些非正式候选人因为得票分散而都不能当选。由于一般人都很容易估计得到这种结局，所以他们通常并不在选票上填写其它人的名字，除非某人本来就是广为人知，以致选民相信会有很多人不约而同地给他／她投一票(如八七年北大学生选出李淑娴)。否则，他们宁肯采取敷衍的态度应付选举----其结果便是，正式名单上的人选往往能获得胜利。
民主离不开选举，但有选举却未必就有民主。我们知道，古希腊的斯巴达是一个专制社会。但我们还要知道。斯巴达一向是实行选举的(这和古代中国大不相同)。在那裹，享有最高权力的长老会，除开两个世袭的王以外。其余二十八个成员均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为什么斯巴达的选举制并不能使它成为民主呢!原因在于：在每一次选举中，候选人的名单均由原来长老会单方面提出，公民大会只有表决权而已(这和目前中共的选举很相像)。另外，在斯巴达，没有自由讨论，没有派别林立的俱乐部(政党的雏型)。因此在公民大会上，选民只是表决机器而已。像斯巴达这样，名义上允许人民享有公共权力，但由于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比选举箱更大的活动空间，没有提供机会让人们能够听到和交换各种不同的声音，所以窒息了这种公共权力。
由此可见，要使选举真正具有民主的意义，人们必须要拥有比选举箱更大的活动空间。具体说来就是：
1、 提名权决不能被上面垄断，候选人不能由上面单方面提出，下面也应有权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尤其要鼓励毛遂自荐。
2、 必须要有充分的自由讨论和辩论，要允许候选人自由竞争。简言之，只有采取开放的自由竞选的方式，选举才能名副其实。
也许有人会说，在二十年前的十三大上差额选举中央委员，结果是民意极差的"左王"邓力群落选中央委员。可见中共这套差额选举固然谈不上真正的民主，多少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吧。未必，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由于采取了差额选举的方式，一方面选下了邓力群这号左王，另一方面不是把朱厚泽这种声望很高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也选下去了吗？实际上，中共搞的所谓差额选举，由于它根本不是开放的自由竞选，因而到头来无非是一种清除异己的手段而已，和真正的民主无关。
人权与挨饿
据中共媒体报道，前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最近被 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李肇星在和北大同学共进午餐时对同学们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李肇星说，挨饿的经历，使得自己更加懂得人权的意义，和国外 的人辩论时，人权话题屡屡出现，他便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
对于李肇星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反诘，任何一位民主国家的人都可以用一句话就彻底驳倒。他们可以说："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没挨过饿。"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证明:" 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 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 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李肇星说的挨饿，是指他当年上北大时正赶上大饥荒年代，吃不饱饭。众所周知，这场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为大饥荒，而导致这场大饥荒的最根本的原因绝不在于当时的中国人不懂得人活着就要吃饭，也不在于错误的经济决策，而在于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道理很简单，只要有最起码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错误决策造成的恶劣后果就可能反馈到决策当局，决策者就可能纠正错误。毕竟，毛泽东也不是连人活着要吃饭这一点都不懂，就象李志绥医生说的那样，毛泽东搞大跃进也不是成心想把老百姓都饿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毛泽东自己都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何等地步。正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极权统治是如此残酷，言论自由被剥夺得如此彻底，到头来，尤其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就连统治集团内部，除毛一人之外，没有人敢讲真话，到头来，就连压制真话鼓励谎言的毛本人也被投其所好的谎言所蒙骗，所以才使得错误的经济政策迟迟得不到纠正，一错再错，一错到底，遂酿成一幕惨绝人寰的大悲剧。
大跃进没搞几个月，粮食分明已经大幅减产了，很多老百姓已经吃不饱饭了，报纸上会议上却还在比赛"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宣称粮食大丰收特大丰收，以至于我们的伟大领袖和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在中南海郑重其事地讨论："粮食太多了，吃也吃不完，收藏也收藏不了，怎么办呢？"在那时，人挨饿了还不准喊饿----许多人就是因为公开喊饿而被打成"反革命"，饿死了千千万万人还不准说有人被饿死――许多人就因为说有人饿死而被打成"反革命"。如今一说起言论自由，有人就以为那只是知识分子、而且还只是极少数不安分守己的知识分子的所谓"价值偏好"。三年大饥荒的悲剧最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事实证明，言论自由的权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权利的保障，是最重要的保障，也是最起码的保障。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我们的四千万同胞还会被活活饿死吗?
当李肇星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时，他无非是重复中共的陈词滥调，想说明人权首先是生存权也就是首先要吃饭。然而，中国人真的有这么愚蠢，自己不挨过饿就不知道人要吃饭吗？若说中国人必须是在 挨过饿以后才懂得人要吃饭这个道理，那岂不是把中国人的智力水平贬低到连猪狗都不如的地步？凭着几千万人饿死，几亿人挨饿的悲惨经历，我们中国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懂得人权首先是言论自由权的道理。这才是我们应有的结论。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