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我讲到，最能说明邓小平改革特点的，是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是2007年中国通过物权法。
我们知道，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关贸总协定签立于1948年，中国（由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本来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但自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自外于关贸总协定。原因主要是，关贸总协定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国际多边贸易组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革了市场经济的命，建立起中央计划经济。
直到1986年，中国政府开始打算实行市场经济，这才向关贸总协定正式递交申请，要求恢复中国的缔约方地位。但直到关贸总协定改成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中国都未恢复其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关贸总协定，于是中国又展开加入世贸组织的行动，直到2001年才获准加入。中国之所以申请复关不成，申请入世又旷日持久，关键就一条：相关国家怀疑中国是不是真的要搞市场经济，怀疑改革后的经济体制究竟算不算市场经济。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这标志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认可。
严格说来，中国不是加入世贸，而是重新加入世贸。因为早在1948年中国就是世贸前身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了。这意味着，在过去50多年中，中国在经历了改掉市场经济建立计划经济，又改掉计划经济恢复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大圈子之后，回到1948年，回到“解放前”。
再说物权法。1993年提出、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被视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进展，但我们不要忘了，早在1929年，中华民国就已经制定了一部物权法了。正如鲍彤所说：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物权法，“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1953年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条《总路线》，以及它的全部理论和政策的最终破产，意味着在折腾和徘徊了半个多世纪，转了个360度的大圈子之后，中国依旧回到了原点”。也就是说，回到了“解放前”。
由此可见，邓小平主导的经济改革，既不是创新，又不是学习外国，也不是复古。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是复辟，是恢复先前被打倒的那套制度。
其实，早在经济改革之初，中共改革派官员们就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无独有偶，一位经济学家，曾担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也说过类似的话。安志文年轻时曾参与过计划经济的建立，后来又参与过经济改革。他说：“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计划经济，第二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
还在八十年代中期，埃塞俄比亚国家元首访华，邓小平明确告诉对方不要搞社会主义。
关于邓小平经济改革的这一特性，很多人也早就看到了。
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层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王蒙在《中国天机》 一书里讲到：“有一位很有身份的戏曲艺术家，是周总理的座上客，是周总理帮助她确定了生活方向，她当过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文联与剧协的委员理事……可能还有什么三八红旗手之类，演员是解放后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的一部分人。她还当过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几乎当了领导干部。到了21世纪，听了半天关于剧团体制改革的说法，她费了老大劲，最后说：‘我明白了，还是与解放前一样。’”
邓小平的改革是复辟，但是和一般的复辟又不一样。我们知道，复辟的本义是失去王位的君王重登王位，辟指君王，后来复辟泛指被推翻的统治者恢复原有的统治或重新建立先前被消灭的制度。假如是国民党重新上台，恢复过去民国的那套制度，那就是典型的复辟。然而邓小平的复辟并不是让共产党下台，国民党上台，再恢复民国时期的制度，而是由共产党继续自己废除了自己过去搞的那一套，恢复了民国时期的经济制度。简言之，邓小平的改革是自我否定。
可是这也就引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山西一位老农民在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就说道：“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消灭整整几代经济精英？昔日共产党革命的丰功伟业，如今都变成了严重的错误乃至罪行。
苏联东欧的共产党也搞经济改革，他们的经济改革也是自我否定。既然他们意识到自己原来搞共产革命搞错了，立足于共产革命之上的共产党专政自然也错了，于是就放弃了一党专政，开放民主，向国人认错道歉，大部份党还实事求是地改了名字。
然而唯有邓小平的改革，唯有中共，却不认错不道歉，还打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旗号继续一党专政，而且还对要求自由民主的民众大开杀戒，还借着改革之机巧取豪夺，把人民的财产归为自己。残暴之极，无耻之极。
这是邓小平改革的最大问题，也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最大问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