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一书的《前言》里，作者谭松写到：“在‘新中国’，有一个被强大国家机器彻底妖魔化了的形象——地主。长期以来，地主已成了贪婪、残暴、奸诈、懒惰、剥削、压迫、甚至‘毒蛇’、‘豺狼’的同义词。在中共划定的阶级敌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中，地主名列榜首，是为‘首犯’。”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早期中共领导人多数出生于农村，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他们难道不知道中国的地主根本不是他们妖魔化的那个样子吗？
他们知道，当然知道。
毛泽东在1936年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亲口讲述过他父亲从贫农到中农到富农的发家经过。毛泽东说主要是因为他父亲当过兵，眼界宽，用心节约再加上勤劳，才逐渐攒钱买地发家的。由中共官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写到：毛泽东的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家境窘迫。毛的父亲因负债被迫外出当兵，长了见识，也攒了点钱，因而赎回了家里出卖的土地，苦心经营，逐渐成了当地的财东。《毛泽东传》还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父亲的发家史证明了，“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出版的《刘少奇传》告诉读者，刘少奇的曾祖父还很穷，是靠着勤劳能干，善于管理，才成为地主的。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里叙述了自己父亲家的发家史，说其曾祖父早年十分贫困，由于俭朴勤劳，慢慢攒起家业，到邓小平父亲时就是地主了。
这就怪了，既然中共领导人明明知道地主绝非妖魔，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地主拼命妖魔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少学者都给出了解释。我这里只说一点。
正因为中共领导人多数出生于农村，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他们深知，地主富农绝非妖魔；他们大部分是勤俭起家的，大部分人的发家过程比较干净，不是靠勾结官府或黑势力，也不是靠欺凌压榨乡亲。在旧中国的农村，社会流动性并不低，阶级固化并不严重，阶级分化也并不明显，亲族关系、邻里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相互依存关系，再加上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约束，多数农民对地主并没有什么自发的所谓“阶级仇恨”。然而对高举共产革命旗帜的中共而言，土改并不只是土改，不只是对土地的再分配，如果仅仅是为了土地的再分配，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因为在中共强大的武力面前，地主——至少是绝大部分地主——的土地被剥夺也无力进行反抗。问题是，对中共而言，土改更是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因此就必须采取种种手段去激化和强化阶级仇恨，因此就必须把地主充分的妖魔化。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很看重暴力，把暴力视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中共出于赶超先进的焦虑，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元素推向极端。中共不但在宣传上把地主尽量的妖魔化，更在实践中对地主实行血腥的暴力，硬是制造出了所谓阶级仇恨，制造出了你死我活的局面。在中共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一举实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伟大革命理想。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共当局自己也知道当年的土改搞错了，私人拥有土地不是罪过，地富不是罪人。可是他们不敢公开认错，因为他们害怕认不起：如果共产党领导的“土改”都是错的，那么，它还有什么是对的呢？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