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18年10月1日，是中共建政69周年。通常，人们把中共建政这69年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以1978年12月结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点，之前这29年称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之后这40年称为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尽管习近平说不要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要用前者否定后者，也不要用后者否定前者；但是他也不能不承认毕竟有两个时期，因为其间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改变。我这里要问的是：改革开放后这40年是前后一致的吗？其间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方向性的改变吗？或者说，是一个改革，还是两个改革？
我认为，改革不是一个，有两个改革；“六四”则是分界点。我这一观点本属老生常谈，毫不新奇。在“六四”之后的一段时期，这曾经是很多人的共识。只是到了这几年，持这种观点的人才变少了。这当然要归咎于中共当局对“六四”话题的持续封杀。中共当局一直把“六四”当作头号禁忌。29年来，除开异议群体，大部分人在谈论当代中国问题时都避开“六四”这个话题。日积月累，中国国内生产出一套套关于当代中国的论述，在其中，“六四”要么略去不提，要么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错觉，以为“六四”没有什么重要性，似乎不谈“六四”也可以谈当代中国。按照这些论述，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自1978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就是沿着一定的路线向前推进，“六四”之后固然有过一段短暂的停顿，但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重新启动，于是改革就承接着先前的路线继续向前推进。不错，40年来，在民间，乃至在党内，确实有人呼吁政治改革，呼吁自由化民主化，但是这种声音一直遭到当局的打压：不只是“六四”之后，不只是“六四”，在“六四”之前就在打压。在打压政治改革和民主运动的问题上，40年来是前后一致的，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方向性的改变。
上述看法是错误的。事实是，在四人帮垮台后中国兴起的改革浪潮，首先是政治的改革，其后才是经济的改革。再有，尽管邓小平本人对政治改革没有兴趣，他在80年代期间还时不时搞搞反自由化运动。但因 为当时不管是民间，还有共产党内部，出于对文化革命的痛定思痛，对于政治改革，对于自由化，有着非常强烈的要求。所以邓小平在80年代一次又一次发起反自由化 运动，但是每一次运动都搞的虎头蛇尾，而整个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宽松。在抵制反自由化逆流的共同抗争中，自由化力量民主运动力量愈战愈勇，自由化浪潮和民主运动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八九民运达到高峰。仅仅是因为策略上的失误，民运才功亏一篑，遭到失败。把“六四”之前的10年或曰八十年代和“六四”之后之后这近30年相比较，你会发现，八十年代的社会氛围与集体心态是和“六四”后大不相同的；“六四”之前整个中国呈现出的演变趋势是指向自由民主的。“六四”阻断了这种演变趋势，改变了社会氛围与集体心态。还需指出的是，“六四”不但阻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而且给中国的经济改革也造成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六四”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向歧路，“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和“六四”前也有着根本的差异。因此我们必须说，中国这40年的改革并非前后一致。其间确实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改变。以“六四”为分界点，改革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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