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入八九民运至今，二十一年来，晓波始终坚持非暴力。
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非暴力运动。说来很有讽刺意味：
在八九民运爆发的时候，全世界的共产国家还没有一个用非暴力抗争取得成功的先例，但是在当时，国人都对非暴力怀有很大的信心；可是到了六四以后，到了今天，苏联与东欧一系列共产国家都通过非暴力抗争而实现了和平转型，按说人们应当对用非暴力战胜共产专制更有信心了，在中国，反而有很多人对非暴力失去了信心。
针对这种情况，刘晓波写了不少文章，反复阐明非暴力抗争的基本原理。
他指出，即使是面对中共专制政权，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可行的，是有效的，是可能取得成功的。暴力抗争则往往导致以暴易暴，玉石俱焚；再者，专制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有形资源，反对者的力量则在于人心与历史发展的趋势。
晓波认为，在共产专制下，非暴力抗争的主要表现是诉诸良心的真话运动；它的基本路径大都不是通过先改变政权来重建民主社会，而是先改变社会来瓦解专制政权。
晓波强调，非暴力抗争所凭靠的主要是直指人心的道义资源；反抗者应体现出秉持正义，直面暴虐，忍受危险、痛苦与屈辱的超常道德勇气。
他深以为憾的是，在六四屠杀的极端恐怖之下，有可能变成民间道义象征的代表性人物大量逃亡或被迫流亡，致使中国未能产生出萨哈诺夫、哈维尔、瓦文萨、米奇尼克或昂山素姬这样的足以凝聚民间道义共识的反对派领袖。
因此，他对六四后民间的各种形式的非暴力反抗运动，包括法轮功和家庭教会的抗争，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民间维权和异议人士的抗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晓波尤其推崇天安门母亲运动。
从2002年起，晓波就写文章为“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大声疾呼。就在被捕的几天前（晓波是2008年12月8日被捕的），他和我在SKYPE上通话，还特地叮嘱我转告“中国人权”，继续为“天安门母亲”争取诺贝尔奖。他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后，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却落在了他自己的头上。
讲到刘晓波的非暴力思想，我们不能不提及他在“最后的陈述”里所说的“我没有敌人”。
刘晓波这句话引起一些非议。我这里要说明的是，晓波的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一以贯之。早在八九民运时，晓波就在他起草的那份六二绝食宣言里写到“我们没有敌人”。
我们知道，非暴力抗争是以柔对刚，以柔克刚。从事非暴力抗争的人们不应该和他们的对手一样，把双方的关系认定为你死我活。著名的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告诉我们：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应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与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
关于民间立场。晓波有本书，书名叫《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这个书名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一直坚持的民间立场。
所谓坚持民间立场，意义有二：
一是说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不在官府而在民间，二是说权利意识觉醒后的国人要坚持体制外立场，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力量。晓波并不否认体制内人士所做的有益工作，他也希望促成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但是他坚信，唯有立足于民间，唯有发展壮大民间力量，才是促成体制内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也才是形成官民之间良性互动的最佳方式。
在促进民间力量的发展过程中，刘晓波很注意反对精英主义，大力主张精英与草根的结合。
以国人经常采取的签名信活动为例，一方面，很多签名信是由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权益遭到侵犯而引起的；另一方面，参加签名的人也不限于名流和精英，许多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名字常常和普通网友并列。晓波对此深表赞同并大加鼓励。
如果你对《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中“刘晓波文选”栏目里的将近八百篇文章的标题浏览一遍，你会发现，其中很大一个比例是关于普通民众，关于弱势群体的。
例如城市职工问题和下岗工人问题，农民和农民工问题，访民与网民，基层选举问题拆迁问题，天灾人祸的无辜死难者，罪恶的劳教制度和收容审查制度；还有太石村事件，瓮安事件，汕尾事件，杨佳事件，黑窑童工，结石宝宝，以及起自草根的维权律师高智晟、陈光诚；凡此种种，无一不被晓波所关注。
尽管由于被严密监控，晓波很难身临那些发生事件的现场，但他总是用他那支锋利的笔及时地发出呼吁和评论。
在讲到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时，晓波着力强调普通民众的高贵表现，告诉世人不要忘记那些普通的死难者，那些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那些仍在狱中的无名者，包括那些所谓暴徒。
晓波是国内知识分子中最早为法轮功仗义执言的。在08年3月西藏事件发生后，刘晓波即与王力雄共同发起，提出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意见。这是国内民间人士对西藏问题与民族问题的第一次联合声明。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