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及我的调查文字和新拍照片结集出版的《杀劫》新版一书，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前年8月末对我所做的连载访谈中，访谈者问起了拉萨红卫兵主要组建人、拉萨两大造反派之一“造总”（全称是“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总司令陶长松，让我说说他的故事。
我曾于2011年访谈过他两次，当时他年过六旬。精瘦，矮小，给人印象尤深的是宛如当年的那副装束：鸭舌帽、眼镜和中山服。从他文质彬彬的举止，实在无从想象在很多人那里听说的他当年是如何的威风凛凛。在我们刚开始交谈时，他是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汉人知识分子：内敛，沉静，儒雅；但慢慢地就有了些许变化，曾经贯穿他青年和中年时代的某种气质开始流露出来，充溢在他越来越激越的语调和越来越狂热的眼神里。这显然因为我们的话题是西藏文革的缘故。尽管他有时会突然醒觉似的停住滔滔不绝的讲述，歉意地笑笑，但很快又会回到他曾经叱咤一时、辉煌一时且充满变故的从前。他记忆力惊人。口头禅是“晓得吧”和“无所谓”。
我于是对访谈者说起陶长松的故事。陶是江苏扬州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同年自愿申请入藏，在拉萨中学当语文老师。而那时候他对西藏的认识，只是来自一本以西藏为背景、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革命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对藏人的印象是横跨在西藏男人腰间的长刀。文革中他很活跃，是拉萨红卫兵的主要创始人，还是“造总”总司令。1968年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他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副主席，副省级。他还数次去北京，和周恩来、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见面。
文革中，拉萨有两大造反派，一派是“造总”，另一派叫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这两派为了争夺权力，打得不可开交。到文革后期，“造总”这一派彻底失势，另一派则一统天下，文革结束也未被撼动，但“造总”遭到清洗，陶长松被指控“三种人”（指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遭关押审查一年多。1980年代中期以后，他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曾任《西藏研究》副主编、当代西藏研究所副所长，退休后在成都和拉萨居住，和官方的关系不错。
在西藏有过一个特例：中国其他地方在文革结束后都清理过“三种人”，但在西藏基本没有，或者说只针对一派。我了解到，1980年胡耀邦到拉萨，就把清理“三种人”的事情给停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三种人”里面有不少藏人，如果把他们清理了，胡耀邦认为在藏人中就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所以不能清理。不但不清理，还予以提拔。所以，西藏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有清理过的，无论是藏人也好，汉人也好，在文革中发迹的那些人一直掌握着西藏的权力，而他们在文革中形成的思想和做法一直在西藏延续，这也正是“西藏问题”难以解决的症结之一。
访谈者问我陶长松是否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实际上他很愿意的。当时我还是西藏文联《西藏文学》的编辑。我听人说起他，就找到他的电话联系了他。很意外，他对我很热情，第一次见面就侃侃而谈几个小时，还请我吃饭。但我知道他的背景，就没有给他看我父亲拍的西藏文革照片，担心他看了照片不会对我讲。有一张照片上其实有他。他正带着红卫兵，在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前往大门挂牌，牌子上写着“人民公园”。当时他问我为什么采访他。我说我想写关于西藏文革的小说。他说写小说没意思，建议我写纪实的。我后来明白他为什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是因为他想通过我为“造总”说话。
在西藏盛行一种奇怪的现象，你若是问当年在文革中两派的往事，若是“大联指”的就会很骄傲，好像挺光荣，若是“造总”的就很羞愧。陶长松觉得这不公平，他认为“造总”也没做什么坏事，是“大联指”得势之后污蔑了“造总”。他讲得很生动，记忆力也非常好。但他很聪明，比如，就红卫兵如何在大昭寺破“四旧”，他只是泛泛而谈。《西藏记忆》收录了他的口述，比较长，近1.5万字。其中，他讲过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是关于解放军镇压文革中所谓的“再判分子”。他说：“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突几切’（谢谢），给他们两百元‘安慰费’的时候也说‘突几切’……”
访谈者又问“造总”和“大联指”这两派在文革时有什么不同。据我的调查与了解，西藏的这两个造反派的情况跟中国各地文革时造反派的情况相似，先是“破四旧”、斗“牛鬼蛇神”、换新名等等，从一开始就干了太多坏事。毛泽东号召的“破四旧”是一场把所有非共产主义的文化都当作“旧文化”而加以清除的运动，西藏的传统、宗教、文化及精英都难逃此劫，遭到毁灭性的摧残。虽然藏地人口不多，但藏地全境6000余座寺院以及寺院中不计其数的宝藏却相当可观，世世代代的藏人把主要的财富都集中在寺院中，但经过了1950年代及之后的“宗教改革”、“民主改革”和“文革”，剩下的寺院寥寥无几、空空荡荡，全藏到处是废墟。接着两派从文斗到武斗，由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联，发展到动刀动枪，陷入流血丧命的内战，其破坏之大，遗患之重，疑案之多，不是几句话就能概括和总结的。
武斗最严重是1968年、1969年。双方打死过很多人。如西藏的昌都地区，被打死的人据我的受访者告知有两百多。昌都的“大联指”和“造总”各有自己的“烈士陵园”，死者既有藏人也有汉人。另外，西藏的文革有军队参与，军队几乎无所不在，充任重要角色。而军队的推波助澜，致使西藏的文革更加复杂化。虽说军队有令不准参加地方上的两派组织，但在观点上都各有明显倾向，分“造总”观点和“大联指”观点。我采访过当年在西藏军区任职的军官，他们承认军队内部的派性很严重。甚至军区后勤部一位副部长在批斗会上被另一派观点的军人活活打死。
而且，军队还在暗中向两派提供枪支弹药，或者任由两派去抢军械库，这叫“明抢暗送”。军械库被抢是导致武斗恶化的主要因素。我采访过亲历1968年初昌都军械库被抢的“大联指”成员，亲历1968年夏天扎木军械库被抢的“造总”成员。他们都详细讲述了守卫军械库的军人是如何向造反派拱手相送武器。而军队的直接参与，造成的血腥就更大了。
我曾写过论文《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在2006年纽约举办的“文化大革命4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宣读过，并选入《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一书。今年我续写的上万字论文《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由日本《思想》（岩波书店）新刊2016年元月号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的专辑收入。这两大血案都是军队制造，一个是1968年在大昭寺，军队开枪，打死12个藏人红卫兵，他们的墓地至今还在拉萨的“烈士陵园”，这其实可以说是红卫兵墓地，中国最著名的红卫兵墓地在重庆，而拉萨也有。第二个血案，简单地说，是1969年3月起，在西藏多个县先是两派武斗，演变成藏人举事，暴力抗击，被定性为“再叛”即再次“叛乱”（第一次“叛乱”指1956~1959年在全藏区发生的反抗中共政权的起义），然后被军队以“平叛”的名义军事镇压。而且“平叛”扩大化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虽然我写了两本书，也写了相关论文，但深感西藏的文革很复杂，我写的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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