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法国作家布朗肖在《灾异的书写》中所说：“很多碎片记录了灾异的痕迹”，从2000年起，我依凭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其中多幅照片记录了1966年8月24日，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中，大昭寺惨遭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破坏，遍地狼藉的场景——做了有关西藏文革的调查与采访，七十多位受访者的口述有不少涉及大昭寺，且容我略作整理及概述如下：
在“破四旧”之后，即1966年8月被砸至1967年以前，遭受重创的大昭寺被设为“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全拉萨在“破四旧”时收缴的部分“四旧”集中于此，由拉萨市公安局局长带领工作组在此驻扎数月，寺院里的经版、经书、唐卡等成为做饭烧茶的燃料。一个出家僧侣也没有了。
1967年6月，西藏军区派一个连的兵力进驻大昭寺，原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明义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称“对该寺重要佛像实施了严密的保护”，事实上，除了身上所有装饰被掠、且被红卫兵用镐头砍过左腿并留下一个洞穴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塑像，及一两尊塑像幸存，其余的，凡是金属佛像、金属法器、金属供具、唐卡器皿等等皆被军队运走，凡是泥塑佛像或被砸烂，或被倒入拉萨河中。
大昭寺的一位老僧说：“文革中，一楼据说只有觉衮顿拉康（释迦牟尼佛殿）的几尊像还在，土莫拉康（松赞干布法王殿）的塑像还在，其余的都被砸了。觉衮顿拉康里面的几个佛像虽然是过去的。但觉沃佛身上和脸上的金粉都被刮掉了，身上的所有装饰也都没了。所幸的是，觉沃佛头上的华盖是纯金做的，但因为被香火熏得很黑，没人认得出是纯金，所以就没被拿走。后来被住在那里的拉萨市政协放在办公室里，在大昭寺正式对外开放时重新送回，在这之前刷洗过，露出了它本来的颜色，才知道是纯金做的。……大经堂里面的强巴佛也被砸了。古汝仁波切（莲花生大士）像也是后修的。转经路上的卓玛拉康（度母殿）也被砸了。……二楼上，据说只有松赞干布殿里的松赞干布塑像是过去的，其他几尊都是新塑的，包括文成公主。另外，这个殿里的青稞酒壶有上千年的历史，不知怎么弄到了罗布林卡文管会那儿，后来听说班钦仁波切第一次回来时，打听到这酒壶后就要了回来。”
不知军队驻扎时间有多长，但在1969年以前，大昭寺先是成为两大造反派之一“大联指”的据点之一，后又成为另一个造反派“造总”的主要据点，其广播站就设在三楼日光殿一侧临街的屋子里，数十名“造总”成员住在寺内。这期间，大昭寺继续遭到破坏。由于该广播站的宣传攻势很猛，1968年6月7日，遭到支持“大联指”的解放军冲进大昭寺开枪射杀，12位藏族红卫兵被打死，伤者更多。在大昭寺发生的血案令拉萨哗然，震动了北京，毛泽东和林彪均对此作出批示，批评军队“支一派压一派”。
1969年至1970年代初，大昭寺被拉萨警备区司令部占据。一层数十间佛殿包括土几拉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佛殿）成了猪圈，臭气熏天的猪到处乱拱乱叫。如今僧众举行法会的大经堂及供放莲花生塑像之处，是军人的厨房。释迦牟尼佛殿没有改成猪圈，毫无任何装饰且遭受创击的觉沃佛像，盘坐在漆黑的佛殿深处静默无言。二层的数十间佛殿则成了军人宿舍。一位当时送猪饲料的居民说：“他们把大经堂的一角辟成茅厕，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把尿撒在地上；大昭寺的另外一部分成了牲畜屠宰场。”一位当年的红卫兵也说：“大昭寺除了被当作猪圈，还作过屠宰场，当兵的在里面杀猪拔毛。”
1970年代初期，大昭寺被改成拉萨市委第二招待所。拉萨人称其为“招待玛波”，意思是红色招待所。许多殿堂又都改成了招待所的房间，一层和二层那些佛殿的门框上都写着房间号码。墙上的壁画被烧茶、烧水的火苗和水汽熏得破损不堪。投宿者有男有女，有干部也有乡下人，有藏人、汉人也有别的民族。服务员有男也有女，多为藏人，没有一个僧人。大昭寺的一位老僧说：“那时在觉康上面的金顶那里，曾经盖过一个厕所。在护法神班丹拉姆（即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塑像那里，用木板隔了男女两个厕所，是招待所的厕所。护法神的塑像早就搬出去给砸了。”
当时，拉萨市委还在大昭寺的大经堂内召开会议。前院的庭院“金戈”一度是放映革命影片的露天电影院。僧舍被设成拉萨市政协的办公室和宿舍。
1972年，曾在文革初指示“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考虑保留几所大庙”的周恩来，在接见西藏军政官员时说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日建交，全国将采取有领导的开放，西藏也不例外。据说与中国交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打算访问拉萨，朝拜大昭寺。于是批示修复大昭寺。在经历了文革批斗的71岁的德木仁波切的指导下，依凭五世达赖喇嘛著述的有关大昭寺佛像目录的记载，众多的传统工匠及画师夜以继日地边回忆边修复。
1974年，修复大昭寺的初期工程完成。然后从靠近拉萨市公安局的一个仓库，那里堆放着从很多寺院没收的佛像，从中挑选了不少佛像送到大昭寺，重新装藏、修补。又从色拉寺、甘丹寺和哲蚌寺调过来一些老僧。当时拉萨流传一句话：“拉的确凉，规尼北依拉。”拉的意思是佛，规尼的意思是管理寺庙的香火僧，北依拉是对回族的称呼，而的确凉既不是纯的毛料，也不是纯的棉布，用以比喻不纯的东西。这句话的意思是，佛像不是原本的佛像，而管理寺庙的人是外道。
逐渐地，被当作“四旧”砸过的大昭寺又允许香火缭绕，祈祷回响。法国记者董尼德在1985年获准访问拉萨时，面对大昭寺里“崭新的菩萨塑像及刚完成的壁画”，“感到震惊与不安”，认为自己“就像是置身在歌剧院的舞台布景里似的。仓卒地整建、翻新、维修的结果，只是把几乎毁灭一种文化的政治风暴所造成的破坏情景，加上愈描愈黑的注解而已。”但无论如何，堪称幸事的是，广大佛教信徒重又见到了劫后余生的觉沃佛那悲悯众生的微笑。
一位曾入狱七年、劳动改造十三年，直至1981年才回到大昭寺的老僧图登仁青（现已去世数年），在2003年3月的一天含着热泪对我说：
“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复的寺院再次开放。经过了那么多年不准信仰宗教的岁月，人们已经很多年没进过大昭寺了，所以来朝佛的人特别多。当时还向信徒售票，就在今天信徒磕长头的大门口还架着栏杆，每天只卖两千张票，每张票一毛钱，所以很多人从夜里就开始排队，常常排队一晚上，睡觉就睡在地上。那时候大昭寺整天开放，天黑了，如果不赶紧关门的话，还会有很多人进去朝佛。可怜啊，那么多的藏人，已经有那么多年没朝拜过大昭寺，没朝见过觉仁波切了。很多人都哭。边哭边说，想不到这一生还能有机会见到觉仁波切，没想到啊，还会有这么一天。后来班钦仁波切（十世班禅喇嘛）回到拉萨，在大昭寺举办法会给信徒摩顶时，排队的人都排到了邮电大楼那里，有几公里长。有一个人还被挤死了。信徒是那么多，突然间，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不光是老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候不敢想象的，就像是被堤坝拦住的大水一下子冲出来了……有很多人，过去是积极分子，现在变成了很虔诚的信徒，这样的人很多。他们也到大昭寺来朝佛。从佛教角度来讲，这是忏悔，这很好。只要是出于真诚，这么做，也许是可以抵消他们当年所犯下的过错的。很多人当年都是无知，无明啊。”
“默朗钦莫（祈愿大法会）在八十年代恢复了，但也只是办过三次，1987、1988和1989年，然后就取消了，再也没有举办了。1989年3月份那次发生的事件，正是祈愿大法会期间，我在自己的座位上念经，就被那些军人带去派出所。他们用电棒打我，还打了很多僧人……”
“从我个人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愿望，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宗教信仰自由。”
（写于2008年2月的长篇文章《大昭寺火劫一周年记：那烧了主殿和金顶的大火啊……》连载结束）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