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杀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修订者、编辑Robert Barnett先生与译者Susan T.chen女士，对我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是：从《杀劫》记录的许多访谈以及您对那些访谈进行的分析，不难看出您试图理解文革期间诸多政治理想主义者和“激进分子”所思所感的努力。对此，我们好奇他们如何影响到您对毛时代的看法？又，是否也能谈谈与他们的接触如何影响到您对常见的政治热情与随之而至的算计及悔恨的认识？
我回答:虽然这是一个很复杂也很挑战的问题,但实际上对我来说并不难。这是因为我非常熟悉这些人,或者说这些长辈。我个人的长辈包括父母及父母双方的兄弟姐妹和配偶,我周围的长辈包括我在学校时的老师、在"单位"(当今中国说法)时的年长同事和领导,等等,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也因此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我很明白,甚至达到了心领神会的程度。与其说他们是政治理想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不如说他们是"双面人"更准确。当然还是有政治理想主义者,但并不多,我的父亲是其中一个。无论是大多数的"双面人"还是少数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他们的一生都充满了悲剧性,随着我对他们的深入理解,当然,这也使我认识到毁灭了或者消耗了、浪费了他们生命的那个政权的本性有多么地反人道。
我曾经写过,差不多有这么整整一代人,可能还要多一些,属于独一无二的历史产物。差不多有这么多人的生命中的大段岁月,是与天翻地覆的这几十年来紧紧相连的,且随着一年年的推移,而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寄生物的群体。他们的精神世界布满了某种烙印,之难以消除,犹如依附于业力。当然,这烙印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只要开口,属于某个时代或者某段历史的特殊语言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仿佛从来都具有如此单调而强大的生命力。又因为,那些语言实际上是外来的,并不属于他们原本从属的民族,反而显得别扭、生硬。似乎是,当他们使用本族的语言时,母语会自然地剔除那些烙印,但他们用汉语来鹦鹉学舌时,原本丰富之极的汉语竟会一下子变得枯竭、乏味,反而将那些烙印显露无遗。
并且,在历经无数次触及皮肉、触及灵魂深处的政治运动之后,又历经时而复兴、时而被压制的宗教信仰之后,再历经改革开放带来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变化之后,以及穿插其间的类似2008年遍及藏地的所谓"暴乱"之后,他们渐渐老去;在渐渐老去的时候,毕生已被一张大网牢牢罩住以致动弹不得,除了少数人属于壮志未酬、犹自不甘,大部分人随波逐流。望着那一张张衰老的、执迷的、异化的熟悉面孔,分明有着藏人的轮廓,让我心生悲悯的同时,更对掌控甚至操控他们灵魂的魔鬼无比痛恨。
【附:我写过他们的故事,在《西藏:2008》这本书中记录了这些片段:
2008年的“3·14”之后，拉萨掀起了深入揭批“达赖分裂集团”的高潮（此为文革句式，套用之），退休干部们也不例外，必须参加，有些人成了最积极的主力军。于是乎，他们就像是重又回到了当年的政治运动之中，把那种怒不可遏地揭发与批判、痛哭流涕地“忆苦”和“思甜”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基本上无人出于真心，只是为求保住也被纳入体制内的儿女，每个月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的退休金更是弃之不得的紧箍咒。
据说一个文革时从西藏民族学院毕业的退休干部，在电视上用发音古怪的汉语，进行了一番痛心疾首地斥责达赖喇嘛的自问自答：“他，给我们建了医院吗？米（没）有！他，给我们建了学校吗？米（没）有！他，给我们修了公路吗？米（没）有！他，只给我们留下了，几、座、破、庙！”这场演讲反响很大，一时间，街头巷尾都骂开了：什么？破庙？每年那么多外国人、中国人跑到拉萨来，是来“加巴索”（藏语，吃屎）吗？不就因为这几座“破庙”吗？难道人家千里迢迢，是为了来看这个纪念碑去玩那个KTV吗？啊呸！听说此人闻知民间的沸腾之后，吓得闭门不出。
据说一个住在拉鲁小区的退休老汉，在电视上批判达赖喇嘛到了丧失心智的地步，结果第二天，他家门口堆满了散发恶臭的大便。一个住在政协大院的旧贵族老妇，在电视上用无比温柔的敬语恳请当局，对那些“暴乱分子”务必“囊若囊，囊-仁达曲夏”（藏语，大意是，到了该出手的时候就请出手吧），结果第二天，她家的大门上被挂了一个习俗上给死者准备糌粑的瓦罐，以表示诅咒她去死的意思，她那句话还成了拉萨具有讽刺意味的流行语风靡一时。
据说一个以前当过某县妇联主任的退休干部,平日里转经念佛好似比谁都虔诚,且因女儿嫁到国外,曾在一次探望时遇上出访西方的达赖喇嘛接见藏人的机会,听说她当时哭得几乎昏厥,不能自已。而这时候,她操着文革语言捶胸顿足的样子出现在当晚的西藏电视新闻联播里,于是不久,她在街头被几个年轻藏人拦住,警告勿再胡说八道,否则即使老了,头上也是会挨石头的。
据说……就这样,真真假假的故事满天飞。当然啦,我更相信的是这类富有传奇色彩的事例,其警世意义远远大于现实意义。】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