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及我的调查文字和新拍照片结集出版的《杀劫》新版一书，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前年8月末对我所做的连载访谈中，访谈者问我：依据《杀劫》去采访与拍摄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受到官方的阻扰？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虽然事实上对于我而言并不有趣，反而充满了危险。我是从1999年底至2006年做西藏文革的调查、采访和写作的。开头几年，我因还在体制内当编辑，加上行事比较谨慎，知情者不多，所以没有受到过阻扰。2003年，我因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而被供职的西藏文联开除，这本书也被禁，而这与我不肯认错有关。之后我来到北京，全力以赴《杀劫》及集合了部分访谈者有关西藏文革历史的口述即《西藏记忆》两本书，并于2006年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整个过程也还算顺利。
紧接着，因2008年3月全藏发生抗议，我转向非虚构的写作，撰有大量基于西藏现实的文章和多本著作，而成了当局讨厌的人。这之后，我回西藏也越来越多麻烦，被监控、被传唤、被搜查、被威胁、被跟踪、被软禁等等。但我还是在2012年至2014年的三个夏天和秋天，依据《杀劫》图文书中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从事了一项类似于行为艺术的摄影活动。也即是说，我用我父亲拍摄了西藏文革场景的老相机在过去的地点再度拍照。而这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仅出版图文书还不够，《杀劫》中的西藏文革照片虽然只有近三百张，却是关于西藏文革最全面的民间照片，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充分见证那段被强权遮蔽的历史。
2012年夏天，我带着在北京买的上百个120富士反转片胶卷回到拉萨。我父亲的相机，多年放置于抽屉深处的蔡司伊康（ZEISS IKON）的确质量不错，仍然可以使用。我花了两个月，在烈日下东奔西跑，用这架相机拍了十九个胶卷。考虑到暂时还不离开拉萨，而一位来旅游的汉人朋友正巧来我家做客，我就把拍好的胶卷托她带走，以便尽早冲洗。然而朋友第二天在拉萨贡嘎机场过安检时，却被指控有一把水果刀藏在装胶卷的背包里，而那水果刀其实朋友从未见过。警察不由分说把包拿走，要做“进一步检查”，直到飞机将起飞才把包交还。朋友登机之后惊讶发现十九个胶卷都被掉包，而被换成了什么影像都没有的废胶卷。我是这样猜测的，他们之所以掉包胶卷，可能是认为我拍摄了满街军警之类。其实我不过是站在父亲过去拍照的公共场所拍照，并没有什么敏感内容。我估计他们冲洗了那十九个胶卷也并没找到有什么不能见人的秘密，所以后来我继续用我父亲的相机去拍照，他们倒也没有阻扰，也只是继续跟踪。
实际上，用老相机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是有意义的。因为事件：文化大革命；因为时间跨度已近半个世纪；因为空间还是这里：拉萨。所以每张照片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当年，我父亲的照片类似于“报道体”或摄影报道，更因他拍摄的或者说记录的是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诸多事件，而成为历史性的见证。我用同一架相机在四十多年后的拍摄，虽然不是连续拍摄，但更像是一种影像叙事，看似没有一个个具体事件，却是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故事布满其中，正如我曾写过，事实上文革并没有结束，今天我们在拉萨看到的是一种后西藏文革的场景。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2006年《杀劫》最初版本，还是2016年增添了新内容的《杀劫》纪念新版，都是禁书，都很难从台湾带到中国。初版时承蒙大块文化慷慨地在合同之外额外赠送了五十本《杀劫》，那是我希望几十位受访者能够得到，也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但在从香港进入深圳的关卡，全部被没收。这使我对受访者的歉疚难以抚平。就我所知，如今至少有十六位受访者接踵去世，他们生前没有看到自己的证言印在书上，非常遗憾。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