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杀劫》一书中,排在最前面的是数张文革之前的拉萨照片。第一张照片是拉萨全景,拍摄于1960年代早期。看上去,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之前的拉萨风平浪静。一幢幢类似兵营的房屋修筑在过去的大片草地、“林卡”和沼泽上,是新政府的办公场地和宿舍。据1965年的《西藏日报》报道:拉萨市建成了一个以人民路为中心的、拥有二十五个较大的建筑物的新市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拉萨正在失却古老而独特的风貌,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是沧桑之变的见证。
还有几张拍摄于1964年2月19日至29日,正值藏历新年期间,按照传统,拉萨所有主要寺院的数万僧人将云集于大昭寺举行连续多日的大法会“默朗钦莫”。然而,插在大昭寺之顶的五星红旗和挂在寺院墙上的标语却已表明今非昔比。据官方报道,这次法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和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分别派代表向参加传召大会的僧众发放了布施”。半年之后,十世班禅喇嘛因为直言批评中共政策,而被当作西藏“最大的反动农奴主之一”遭到批斗并被撤职。来年的“默朗钦莫”也被取消,直至1986年才恢复,三年后又被禁止至今。
其中两张照片是僧侣在辩经。但规模已大大缩小。经历了1959年三月抗议(中共称之为“西藏反革命武装叛乱”),西藏十多万僧尼只剩下几千人留在寺院。从图中即可看出,坐满大昭寺二楼露台上的不是往日的僧人,而是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耐人寻味的是,各种醒目的政治标语也已经包围了大昭寺。在往日法会期间达赖喇嘛下榻的“日光殿”悬挂的标语上,用藏汉文写着“继续贯彻政治统一、信教自由的方针”,这是一条来自强权者的指令,意味着必须听从中共对西藏宗教的任何措施。
另一张照片是法会最重要的一项是在大昭寺南侧的讲经场“松却绕瓦”,通过辩经考取藏传佛教的高级学位。图中右角正在拍摄辩经场景的,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的藏人摄影师泽仁,康区德格人,是我父亲的至交。
有关文革前夕的照片,还包括了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大会的场景。从照片上可见,以自治为名的新政权成立了,僧众们摇动着用彩色皱纹纸扎成的花朵表示欢迎。这是从北京传到拉萨的新风尚之一。其实僧众们就像手中的纸花,所起的无非只是一种点缀的作用,而且十分脆弱。也即是说,此刻尚还需要他们充当政治表演的角色。但不及一年,当文化大革命这场红色恐怖狂飚袭来,全藏各地的僧团组织被打得落花流水。1976年,西藏自治区境内原有的2713座寺院仅只剩下八座,可想而知,会有多少僧侣能够留在残存的寺院。而照片上,一位留着小胡子的中年僧人,面带谨慎的神情注视着眼前拍照的军人,眼睛里似乎尽是不解。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出文化大革命的号召;5月28日,日后成为“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于是,五月底,西藏自治区党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随即成立。六月初,在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之后,拉萨各单位也相继贴出大量“口诛笔伐”的大字报。显而易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被“解放”的西藏对北京亦步亦趋,至多在时间上有半拍之差,而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山重水复,千里路迢迢。也因此,两个月后,即1966年8月19日,拉萨五万人集会游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我父亲拍摄了这场庆祝大会的照片。从照片上可见,站在最前面的是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红卫兵,这是拉萨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最早走上街头破“四旧”。
照片上,西藏师范学校的藏人红卫兵跑上台,为中共在西藏的第一把手张国华(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戴上红卫兵袖章。而给另一位中共在西藏的领导人,即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周仁山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是拉萨红卫兵组织的主要创建人、拉萨中学教师陶长松。但仿效北京红卫兵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举动,并不说明张国华就是西藏的毛泽东,不久,张国华被视为西藏的“土皇帝”和最大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这些“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学生红卫兵造反。红卫兵们写决心书、穿军便服、剪短发、挥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呼喊政治口号,以外表的革命化作为革命的行为标志,来表现投入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很高。
在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毛主席派人来》这首在文革期间流传全中国的西藏歌曲(词作者是闫树田, 曲作者是科会),事实上曲调均源自于西藏民歌。这是一首颇具有象征意义的新西藏歌曲,新填写的歌词为:“毛主席呀派人来,雪山点头笑罗彩云把路开,一条金色的飘带,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我们跨上金鞍宝马哟,哈达身上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哎……,感谢他给我们带了幸福来。毛主席呀派人来,神兵下凡界罗风扫乌云开,千年的大山被推倒,百万农奴站起来。我们高举红旗火把哟,哈达身上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哎……,感谢他给我们带了幸福来。毛主席呀派人来,檀香结了果罗孔雀把屏开,人长精神地长宝,金山堆上云天外。我们捧上青稞美酒哟,哈达身上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哎……,感谢他给我们带了幸福来”。
我父亲用相机记录了这些充满巨变的场景,具有历史见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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