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西藏的兴趣如何而来？
被公认为国际藏学界的顶尖人物、藏中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写艾略特•史伯岭），1月29日在纽约家中猝然去世，正值66岁，无论对于藏学界还是他的亲友，都是无法描述的巨大损失。作为与他结识近七年的朋友，我与他虽然经常交流，但对他的生平及研究的了解只是概貌，这令我深觉遗憾。好在居住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于2014年7月27日对他做过一次访谈。而这个访谈很重要，故在此做摘要介绍。
年轻时生活在纽约的埃利亚特•史伯岭，受六十年代时代潮流“嬉皮运动”这种对抗文化(contra culture)的吸引，成了一名嬉皮士并对东方有了兴趣，利用大学假期去往东方国家游历，从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了印度和尼泊尔。他初次见到藏人是在德里，再次见到藏人是在加德满都。当然见到的都是流亡中的藏人。正如他在访谈中所说，“我开始受到了他们的吸引……对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社会产生了兴趣，越来越关注那些图伯特人的命运，而非他们的宗教形象。”
接着他去了达兰萨拉，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埃利亚特•史伯岭对达兰萨拉怀有很深的感情，事实上，他原本今年三月计划再去达兰萨拉的，而去年他也去过，2014年也去过。他回忆道：“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达兰萨拉是印度之旅的一个理想之地，游客很少，没有什么外国人，麦克劳甘吉的印度人都很少，差不多都是博巴。达兰萨拉安静，绿郁，树木葱茏，只有一两家宾馆。外国人多住在冈底斯宾馆。冈底斯现在还在，但如今麦克劳甘吉已是宾馆客栈林立，设备齐全，与往日大不相同。每天到达兰萨拉的班车只有五趟，私人车子根本看不到。可能那时最多也就达赖喇嘛办公室有车吧。”
他对唐丹鸿说：“如果我不是在七十年代就到了达兰萨拉，而是现在才去，我绝不会想象到以前的达兰萨拉那么理想安宁。所以我（那时）一到达兰萨拉，噢，这个地方太好了！这些博巴太好了！那时，我意识到了，对图伯特的历史和人，我真正产生了兴趣。”
但他那时对图伯特一无所知，如他所说，虽然“了解一点印度悠久的历史，也了解一点中国悠久的历史。但是，图伯特，却好像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大问题：他们是哪里来的？他们的历史是怎样的？”因此，他返回美国之后，决定专攻藏学。他就读的皇后学院没有藏学，但是有东亚学。而那时所谓的东亚学也就是汉学，连日本学都没有。史伯岭便开始学汉学，学了两年普通话，一年古汉语，还选修了东方思想、中国哲学、东亚经济、历史等等。而那时中美虽然刚刚建立外交关系，但作为美国人，还不可能去中国学习，所以大学毕业后他去了台湾，强化中文学习，住了一年半。
对西藏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兴趣,最终使埃利亚特•史伯岭确立了毕生研究的方向。而那时美国深造藏学的大学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华盛顿大学,在西雅图;一个是印第安纳大学。他于是去了印第安纳大学读硕士和博士,主要师从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授的塔泽仁波切(
Taktser Rinpoche),尊者达赖喇嘛的长兄。
2、“明代汉藏关系差不多就是没有关系”
埃利亚特•史伯岭在印第安纳州大学读硕士和博士时，他的硕士论文是关于第五世噶玛巴德新谢巴，历史上，五世噶玛巴受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邀请去了首都南京，给予皇帝灌顶和开示，被皇帝视为佛法导师。史伯岭仔细阅读了五世噶玛巴的藏文传记，也查证了相关中文史料，却并没有找到明代控制图伯特的第一手资料。在达兰萨拉文献档案馆，史伯岭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同样没有找到这方面证据。他又研究中国民国，发现民国时还没有人说明代那时西藏已属于中国，充其量说的是“清代时西藏被纳入我国版图”。
埃利亚特•史伯岭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明代的汉藏关系。因为他想研究：“这汉藏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而这关系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作为一名历史研究学者，史伯岭在2014年夏天对访谈他的汉人作家唐丹鸿说，虽然满清的版图上有图伯特，蒙元的版图上也有图伯特，但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那种关系跟中国政府所说的很不一样。现在的中国人认为什么都是他们的，这与中国的新历史观有很大关系，以至于现在对中国人似乎已经很难解释并非如此。但事实上，元代是蒙古帝国的政权，清代是满清帝国的政权，而这是两个“征服政权”，也即是征服了中国的异国政权。如果西藏真的是属于“中国”，那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明代，因为明代并非征服政权，而且明代并不认为蒙古人是他们的“兄弟民族”。
在研究了明代的汉文资料和同时期的藏文资料之后，史伯岭发现，明代汉藏关系差不多就是没有关系。中国人认为明代是元代的承继，改朝换代；可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元世祖忽必烈，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皇帝，他们认为他们是世界大帝，因此怎么能简单地认为明代承继了元代呢？这根本说不过去。
史伯岭在印地安纳大学用了两年左右完成了博士论文，题目是《明代是否对西藏实施了“分而治之”政策》。而他的结论是：没有。虽然明代时，图伯特境内政权分裂割据，持续到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但与中国明代政策无关，而是图伯特自身情况造成。明皇帝与图伯特的关系，最多也就是宗教性的，施主与喇嘛的关系。因此，史伯岭说：“现在中国声称明代时西藏属于中国，这是一个空虚的说法。”而其本质，正如他在2009年7月20日发表于《印度时报》的文章中写道：“自从2008年春天以来，中国已经响应了外界对它所作的自古以来拥有西藏主权的批评，那就是干脆废除它过去一贯的说法，亦即十三世纪蒙古征服者将西藏变成中国一部份的说法，而代之更强烈、无情又不留余地的立场，亦即西藏‘自从人类活动以来’即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例子充分显示了对中国而言，历史根本不是一个可以拿来衡量中国主权主张的客观标准，……只是政府与党的工具，假如无法达成想要的政治目的，即可弃之如蔽屣。”
鉴于埃利亚特•史伯岭在中藏历史关系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他获得了“麦克阿瑟杰出人才奖”（MacArthur genius），这时他才33岁。2004年，他出版了学术著作：《西藏-中国冲突：历史与争论》。并在诸多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如《西藏与中国：1950年以来的历史解释》。除了写作学术文章，他还写了多篇有关历史、时事与人权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的有《图伯特、Tibet与命名的力量》、《中国对西藏问题固执到底，拒绝变通》、《自治？请三思！》、《只许自由不许独立……暨语言问题》、《关于原因及目的》、《请不要忘记扎白！》、《进逆耳忠言，盼公民社会》、《死亡统计》等等。
3、西藏与蒙元、满清的关系，说明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在访谈中，汉人作家唐丹鸿问道：“中国的官方话语认为，元朝的时候，中国就对西藏行使了主权。现在的中国人把满清也看成中国政权，并根据满清对西藏的政治控制，坚持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那么研究这个领域的西方学术界是怎么认为的？”
埃利亚特•史伯岭对此做了清晰的说明。他说：在西方历史学者通常的认知中，有一个蒙古大帝国，也有一个满清大帝国。在蒙古大帝国时期，图伯特和中国都是蒙古大帝国的一部分。中国说西藏是在元代并入中国版图的，但如果你问中国学者是在元代什么时候？他们的回答却不一致，因为就没有一个文献、包括皇帝御令诏书之类，能够说明“现在西藏属于中国了”，没有。西藏臣服的是蒙古帝国，藏文资料充满了相关证据，却没有一条可以证明属于中国的证据。那么为什么把图伯特放进“中国”的版图？历史文献证明，“西藏在元代并入了中国版图”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没有逻辑的。
满清也是一个征服王朝。满清大帝国并不等于中国，中国只是满清大帝国的一部分。满清直到末年时对图伯特的政策，使用的也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语言。比如二十世纪初期，满清官员赵尔丰，他提出满清应该模仿英国在澳大利亚、法国在越南、美国在菲律宾那样的方式来处理西藏。这样的说法本身，已经证明是百分之百的殖民主义。赵尔丰的这些资料都是汉文的，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中能看到，中国学者一看这样的资料，就能明白这是一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维。在现代人的观念里，“帝国”是一种坏的事物，但在赵尔丰的那个时代，“帝国”不是一个贬义词，而体现的是“我们征服了你们，你们败给了我们，你们应该服从我们”这种观念。那时“帝国”代表伟业，所以不必用骗人的把戏，说什么“我们是一个中华民族”、“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等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人、法国人是航海从太平洋到中国的。他们在太平洋沿岸打交道的那些满清官员已经汉化，到处是中文写的“大清”，所以他们不了解“满清”和“中国”有什么区别，写文书、与满清签条约，都写Chinese Empire，满清皇帝也认可了这一表述。但是在亚洲内陆，俄国人就知道满清帝国和中国的区别。因为满清处理俄国事务的机构理藩院，也处理蒙古和西藏事务，可见理藩院是一个帝国性质的机构。
满清帝国不是中国，这在西方学术界已无可争议。中国以外有很多学者，包括一些汉学家，他们的学术潮流叫“新清史”(New Qing Studies)，“新清史”的基本特点是，承认清代是一个帝国——满清帝国。而中国学术界却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反而另编一套说辞。史伯岭教授尖锐地批评道：“这就否认了历史，是伪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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