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藏学界的顶尖人物、藏中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不知疲倦的人权活动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利亚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又写艾略特•史伯岭），1月29日在纽约家中去世，时年66岁，遗下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作为与他结识近七年的朋友，我虽与他经常交流，也读过他的一些译成中文的文章，但对他的生平、思想及研究的了解只是概貌，这令我深觉遗憾。幸而居住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于2014年7月27日对他做过一次访谈。尽管访谈尚不足以概括埃利亚特•史伯岭的精粹，但也非常重要，故在此做摘要介绍。
4、中国藏学界及中国藏学研究的问题
在访谈中，埃利亚特•史伯岭精辟分析了中国藏学界及中国藏学研究者的问题。他说：由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学术界不仅不能说“满清不等于中国”，还得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统一国家”、“都是中华民族”等等。大概在2010年前，中国恢复了八十年代的一种理论，是被官方视为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理论。谭其骧编辑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还写了文章强调中国的历史地图应该依清朝最强盛时期的版图而定。二这意思就是说，要把十八世纪满清疆域最大的版图作为自古以来的中国版图。
按照这种歪曲历史的说法，是不是英国也可以说英国版图应该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呢？西方学者一般承认历史版图是变化的，过去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但中国学者却要把清代最强盛时的版图算成是自古以来的版图，这是荒谬的。谭其骧还解释了西藏何时进入中国版图，说“自青藏高原有人类活动以来，西藏就是中国的了”。他对西藏不属于元朝中国，而是归顺蒙元帝国的事实也有这样的解释：我们不要说哪个朝代，比如唐朝是否控制吐蕃，而是要说吐蕃和唐代都是中国的！我们要说南北朝、唐朝和吐蕃、五代十国、宋朝、金朝、辽朝等等都是中国的！显而易见，他已经歪曲了正常的历史观。“这太可笑了！” 史伯岭教授笑道：“中国之外的学术界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这个，我在英语世界里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主张，但中国却宣扬这种主张，这样吹牛，自我陶醉。”
史伯岭教授批评道：“虽然中国学者常常说中国曾是半殖民地等等，自己却追求最大的殖民主义版图。印度不是半殖民地，是一个正宗的殖民地，但他们承认自己的历史，承认印度历史版图的改变。而中国所说的‘殖民创伤’，是世界上别的国家控制了中国的领土，比如英国控制了香港、日本占领了满洲等等，所以中国要恢复以前帝国时期最大的版图！”
“西方学界还认为，民族认同不是固定的，民族认同也是可以改变的……民族认同既是历史创造的，也是人创造的。就像我们现在在中央公园，在我眼中，周围这些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都是美国人，这是历史和人创造的美国认同。可是，如果你说两百年前来到美国的东方人也是美国人，没人会承认的。而中国，却是根据现在的政治需要，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新认同，然后将中华民族认同附着于历史背景中，那就是歪曲历史。”
与中国学者接触甚多的史伯岭教授说他还没有遇到过中国学者公开否认“中华民族”这一说法。因为在中国学界，如果有人怀疑藏族的民族认同并非官方描述的那样，那就脱离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后果会非常严重。他举例说2001年在中国参加藏学会议时，一个比较有名的中国学者针对民族认同说：“外国人可以那样说，我们不行，我们不接受。”这也说明虽然中国学术界在其他学术领域，还是比较进步也比较开放，可以有各种讨论和争议，但在藏学方面却不行。西藏的历史地位这一点不可争议，因为这是极度敏感的、不准辩论的问题。
史伯岭教授强调说：“我还没有遇到过中国学者公开否认‘中华民族’这一认同。”
5、中国藏学研究与台湾藏学研究的问题
在访谈中，埃利亚特•史伯岭教授继续分析了中国藏学研究的问题。
他说中国藏学研究有很大成就，有的学者相当棒，但是一谈西藏问题，他们的用词就是“恢复中国大家庭”什么的。只要谈民族认同，或历史认同，中国方面就会有诸多歪曲，依然还是中国五十年代的水平。而五十年代的中国学术还没有固定西藏历史的说辞。有中国学者说从唐代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起，西藏就是中国的了。也有中国学者说西藏是清代并入中国的。而元代并入中国版图是后来的说法。当然中国五十年代那些学者的学问都不高，藏文水平也不行。
史伯岭教授回顾了2010年7月他在北京参加一个非公开会议（即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中西背景中的‘西藏问题’研讨会），发言题目是“达赖喇嘛在西藏问题背景中的形象、作用与限制”，讲完之后，会上反应很激烈，他们说同意部分观点，但是不同意这个、那个说法……史伯岭幽默地说，也许他们同意的是“大家好！我叫史伯岭”，“谢谢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除此之外，他们可能就没什么同意的了。实际上可以说很像是批斗，比如有个人很生气地说“我不接受你把达赖喇嘛比作甘地”等等。
史伯岭教授说中国当然有很高明的学者，他所掌握的藏文、中文资料，他们也读过；他写的关于赵尔丰侵略西藏的文章、关于西藏历史地位的书，中国虽然不会公开出版，但也译成了中文内部资料，这说明他们也读了，虽然并没有见到有谁在学术杂志上讨论或反驳。
史伯岭教授还提到了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按理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大陆学者喜欢用“东方主义”来应对西方批评，将西方对中国的批评归咎为一种东方主义视觉，所以萨义德的《东方学》等著作在中国是公开出版的。中国学者也用美国藏学家唐纳德•洛佩兹的《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来指责西方学者在西藏问题上充满了“香格里拉观”，可是这本书不能在中国公开出版，也是内部资料。为什么呢？因为唐纳德•洛佩兹在书里也批评了中国的西藏观，他认为中国在西藏的统治是残酷的。
史伯岭教授强调：“专制制度不容异见者的看法，而且动用警察和法院控制异见思想。中国体制内的学者在西藏问题上不能随便发言，它太敏感了。而不同的声音，像伊力哈木、唯色、王力雄等这些异见学者和作家的看法，则会把改写的历史、把中国构建的历史理论大厦给推翻了。”
至于在台湾研究西藏学的人中，有一些人的藏文还可以，但他们多集中在宗教研究方面。研究西藏历史和西藏问题的人，多数使用的是汉文资料。而国民党对西藏历史地位的看法、对西藏问题的看法，跟共产党是一样的，虽然国民党的政策和处理西藏的方式跟共产党不同。台湾的历史书一般说“西藏在清朝进入了中国版图”，这是国民党官方的陈述，仍然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国民党仍然有蒙藏委员会，还没有注销，因为继续保留蒙藏委员会，才能证明“一个中国”的大一统。史伯岭教授说“我想中国大陆也不希望国民党注销蒙藏委员会，不然就更进一步接近‘台独’了。中国大陆官方宁愿国民党保留‘统一’政策。”（未完待续）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