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相关介绍：2020年4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者，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在此连载。】
卡米拉：你个人的“流亡经验”（我指的是，你住在北京而不能长期住在西藏），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唯色：有影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以为“流亡”的含义，指的是远去异国不得归乡。而我的族人中有成千上万流散于诸多异国他乡的人，即流亡者。每次听到尊者达赖喇嘛在印度或在其他国家对藏人讲话，总是反复提到“詹却”（流亡）和“詹却巴”（流亡者），总是很难过。此刻复述，眼前是尊者渐渐衰老的形象，耳边也回响起尊者说这两个词的沉重语调。
但现在我清楚地认识到，这实际上也是我的人生的关键词。我以及境内的族人与境外的族人实际上同生共命，“詹却巴”就是我们的共同身份。就我而言，无法得到护照去往异国的我住过的城市并不多，主要是三个：拉萨，成都，北京。在拉萨的时间更长一些，也更不一样。因为拉萨是我的出生地，我的本族的首府和圣地，我的故乡。而另外两个地方，都是异乡。也因此，我所接触到的主要是两个民族：异族和本族，即汉人和藏人。
我在2004年因为一本散文集而被逐出体制，从此成为一个独立写作者。但我还是时常可以从流寓的替代之地，即北京回到拉萨，或去往图伯特其他地区，基本上是自由的。但这样的时光在2008年就结束了。这是因为那年3月，拉萨及全藏地爆发了举世瞩目的抗议，很快就被镇压了。而那年我在拉萨只住了7天，因为遭遇危险就近乎逃亡地离开了。在那之后，一切恶化起来，每次回到拉萨都被严密地监控等等。而这几年，又因我记录自焚藏人事件等，我在拉萨的日子更加艰难，不停地“被喝茶”，直接面对警察。他们有时红脸，有时白脸，一次比一次令我难以忍受。这样的回忆很屈辱，我不想再提。更悲哀的是，我却又不能不怀着屈辱一次次地返回自己深深挚爱的故乡。
一个人返回故乡的权利，这应该是必须有的，最基本的，不是吗？但很遗憾，作为一个流亡者，却无法获得返乡权。不过，我如今住在何处可能不再会令我太困扰，肉体的移动应该不再会让我无所适从，因为心有所属，魂有所系，所谓的“生活在别处”这个难题已得到解决。表面上，我似乎有着多重身份：比如血统是四分之三的藏人和四分之一的汉人；比如母语是藏语却不会用藏文写作而是用中文写作，等等，但我也不再为此困扰。一个人的外在身份说明不了什么，一个人的发自内心的身份认同才是至关重要。就我而言，我只有这四个并列而存的身份：藏人，佛教徒，写作者，流亡者。
但与流亡境外的族人比较，我们流亡的意义各有不同。比如与在达兰萨拉的诗人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相比：他是外部的流亡，我是内部的流亡。他是在收留之国的流亡，拥有真实的人身自由，而我恰恰相反。并且我有的只是相当有限的人身自由。还有，很重要的是，他的流亡里有尊者达赖喇嘛实实在在的音容笑貌，尊者有时候还会拿他头上的红布条开玩笑。而我的流亡，只能在虚拟的网络世界见到自己的根本上师，尊者慈悲地笑道：“你一直哭，你有话要说吗？”
不过我的内部流亡可以看见空空的颇章布达拉，深夜我望着寥廓的颇章从戏剧似的灯火转入黑暗泣不成声。我的内部流亡可以在尊者寿诞日，去往游客纷至沓来的罗布林卡，向空空的黄金法座奉献洁白的哈达。而这天，也有一些男女老少穿本族的盛装，抱着鲜花来祝福。诸如此类，这些都是我的流亡经验，也赐予我的写作丰富而强大的营养。
前不久我在Facebook见到丹真宗智的近照，发觉依旧头戴红布条的他比以前沧桑了，也就悟觉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都比以前沧桑了，正如同族的另一位流亡作家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对我说：光阴不等人。是的，光阴不等流亡者。然而心却一直如磐石，坚定不移。而肉身也不会偷懒歇息，须不知疲倦。
当年，我在离开了诗歌的“象牙塔”之后，坚持这样的写作理念：写作即游历；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但现在我认识到，写作即游历的说法太轻松，太愉悦，太浪漫化。而现实中有太多的苦难、问题与恐惧，写作根本不可能是游历的状态，相反更类似一种流亡的状态。为此我已修正为：写作即流亡，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