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作为祭坛的雍和宫及黄寺（上）
得知新冠疫情在中国多个地方复燃，"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正值我特意坐地铁去雍和宫"考察"那块刻着《御制喇嘛说》的石碑，是2021年七月的一天，下着小雨。记得多年前第二次去雍和宫，我既怀着虔诚朝拜的心态，但也感受到了一种牵引之力，为此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文字：
……我把一把香插在几无缝隙的大鼎之后，把那些换了面相的佛像印入脑海之前，发现自己正好跪在叫做蒲团的垫子上。
“这尊佛像，嘉瓦强巴，它也与大昭寺的觉沃佛一样至高无上。”同行的族人低声说道。
嘉瓦强巴是藏人对未来弥勒佛的尊称。我抬首仰望,看见一尊非常高的金色佛像惊人地美丽，正是七世达赖喇嘛赠予乾隆皇帝的印度白檀巨木，蒙古五世察罕仁波切负责塑造的。而觉沃佛，谁都知道那一如太阳，千年来照耀着藏地众生的佛陀十二岁等身像是何等珍贵，无数信徒正是为了一睹其尊容，从偏远的各地一步一个等身长头来到拉萨，来到大昭寺，即便是死在路上也心满意足，视为解脱。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雍和宫不在是否像寺院，有旃檀佛像则神圣。——当然这是从宗教的意义上来说的。
然而它还有除了宗教之外的东西。所以，它叫宫，而不叫寺。
一位年轻僧人上前，双手合十，向一位据称是活佛却未穿袈裟的中年男子微微躬身，轻声说了几句汉语，返身开启罩在旃檀佛像跟前一尊立佛的玻璃，将在场所有人的供养一一奉上。我的供养是一条从拉萨带来的，在觉沃佛前领受过加持的洁白哈达。
那年轻僧人，不用问，准是蒙古人。我想起几年前，第一次在雍和宫见到的也是来自蒙古的僧人，只是比较苍老，一见我拜佛的样子就知我是藏人，与我交谈了几句。他的藏语讲得很好，提及年轻时朝拜过拉萨的诸多寺院，眼里充满怀念。
雍和宫，总是让人觉得似曾相识，细细打量却又相去甚远，但在近代历史上，在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场合上，它总是与西藏紧紧地连在一起。它像什么呢？西藏的一个显要的远房亲戚吗？
它向来被看作是北京城中最大的藏传佛教的寺院。这与几百年前的清王朝有关。首先肯定是政治的原因。刚刚入关的满人将整个中原大地置于掌中，肯定有难以一握的感觉。只有抓住那曾经也一统江山的蒙古人的势力，一并摆出龙啸虎吟的声势，方能压住阵脚，坐稳天下。可一样出自游牧部落、一样野性十足的蒙古人怎么可能如此听话！幸而蒙古人早就受到西藏喇嘛的感召，几乎全部皈依了佛教。深谋远虑的大清皇帝开始大力扶持藏传佛教，尤其在顺治和乾隆两个时期达到鼎峰。
当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应邀到北京，顺治皇帝以平等之礼相待，并沿袭蒙古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会面时相互赠予尊号的方式，再次颂扬并美誉达赖喇嘛之法名，皇帝则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同时，为表向佛之心，顺治皇帝专门为五世达赖喇嘛建黄寺。
百余年后，当六世班禅喇嘛洛桑·巴丹益喜应邀到北京，乾隆皇帝同样以大礼相迎，并为此提前学习藏语，专门在承德修建与扎什伦布寺相似的须弥福寿庙，而这时，将原为亲王府邸的雍和宫，改成了供奉并修持藏传佛教金刚乘的佛殿，还特设一殿为六世班禅休息之处。
再往后，雍和宫就像那皇城里的众人说的那样，渐渐地是一座“喇嘛庙”了。不但用藏音诵经的僧人多起来了，还定期举行各种密宗法事，尤以名为“羌姆”的金刚法舞颇具盛名，常常引来几乎半城的人观看。
不过，那“喇嘛庙”里的喇嘛总是蒙古人更多些。也许有人会说，可能是因为蒙古离京城近些，不像西藏，那时候一走就得好几个月；再说，西藏人的体质不比蒙古人更适应这里。也许是这样的。也许吧。可是我的思路总会不由自主地走到以前去，一走到以前就能看见，那一开始就被政治拴在一块儿的藏人和蒙古人，或者说，西藏和蒙古的喇嘛。
但无论如何，雍和宫还是神圣的，因为它有旃檀佛像。有时候，仅仅一尊佛像就足以说明一切。
重读当年所写，让我有些异样的感觉：既为当初萌发的某种直觉和认识，也为今日并未有更深入的领悟，才察觉到自己虚掷了很多时光，以致于多年后的这次又去，我的身份不单单是信徒，还成了历史的考察者，或者说寻觅真相者。或者说，我其实是想以一种凭吊的方式来作为这篇长文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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