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武汉肺炎或新冠病毒的蔓延，早在1月27日，藏历新年即将来临时，当局宣布关闭大昭寺等寺院、布达拉宫、帕廓转经道等所有朝拜信众及游客云集的场所。这是应该实行的措施。三个月后，我从网上看到拉萨市八廓古城公安局的通知称，“八廓转经道将于4月28日向广大群佛群众开放”。“群佛”显然是笔误，应为“信佛”，却有某种戏剧效果，就像是诸佛也会在这一天获得去转经的机会。
虽然点亮西藏自治区疫情的，或者用俗称的“千里投毒”者，是一个如今已为拉萨人民耳熟能详的武汉人张某某，于2月13日从西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隆重出院，之后在中国的疫情地图上，西藏自治区这片再度显示疫情为零的白色，然而事实究竟怎样，民间流传的消息令人不安，当地居民私下彼此提醒，并不敢相信官宣。
既然疫情为零，帕廓转经道便率先开放。我觉得这主要还是为了“五一”长假及旅游季节开放的。西藏是旅游胜地。尤其是，自从以大昭寺及环绕大昭寺的转经道被“市政建设”改造成了旅游景区，命名为“八廓古城”的此处早已成了来自中国各地游客的迪士尼乐园，除了销售旅游商品的商场、商店、饭馆，各种招徕游客的节目频出。就在疫情爆发之前，还有汉人游客穿着模仿满清驻藏大臣的戏装穿戴漫步帕廓，搔首弄姿，各种自拍。没错，这里已是这些游客们上演各种庸俗的舞台。
4月28日还是有不少藏人去转帕廓。在通过了人脸识别、测体温、查口罩、查包查证件等各种检查的安检门之后，用手机拍摄的图片和视频出现在网上。结果第一眼，是的，就像是迎面所见的第一眼，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新景象。看来疫情并未中止权力者改天换地的决心和建设步伐，拉萨最神圣的古老建筑——大昭寺前面，赫然出现了正在盖的两座亭子，虽说被一圈宣传牌挡住，但整体概貌已显露，状如中国各地公园里随处可见的亭子。应该是碑亭，因为从所在位置看，这里原本有三个石碑：“唐蕃会盟碑”、“种痘碑”及无字碑。当局肯定会说，加盖这座碑亭正是为了保护这三个石碑。然而，这两座碑亭体积太大，严重遮挡了神圣的大昭寺正面，而且风格中式，虽然看得出局部与色彩采取了藏式，却不伦不类，很不协调。这两座平地而起的碑亭，就像两个丑陋的赘物，显然破坏了大昭寺的传统风貌。
公元823年立的“唐蕃会盟碑”（据文献记载，此碑是吐蕃国与唐国为划定界线，互不侵扰，信守和好，以藏汉两种文字立下的盟誓之碑。其中最著名的两句是“蕃于蕃国受安，汉亦汉国受乐，兹乃合其大业耳。依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宝及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知证”，可谓当年关于毗邻两国如何和睦并存的警示）、1794年满清驻藏大臣立的“种痘碑”（以示对西藏有了宗主权的满清在形式上的关怀），以及可能是宗喀巴大师在1409年整修大昭寺时立的无字碑（据说碑制是在那个时期所立），自从出现在大昭寺前，或千年或百年从未加盖过碑亭之类，与寺院古老建筑一起沐浴阳光和风霜雨雪有何不妥？固然，从保护文物的角度，鉴于石碑遭到岁月风化，铭刻其上的文字渐渐消失，需要采取相关维护措施。然而，应该不是加盖中式风格的碑亭才叫做对文物的保护吧。类似这样的做法，比如：或可以原比例仿制真碑，而将真碑移至博物馆，将仿制之碑立于原处，这是一个办法。如果不移走原碑，也可以用现代材料如坚固、抗晒、透明的玻璃罩住原碑，内部恒温，使其既免于受损，也不影响观瞻，这也是一个办法。为何非得加盖如此夺人眼球的中式碑亭，是要证明“自古以来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重复千万遍的政治宣传说辞吗？
类似碑亭这样的建筑并不是西藏传统建筑风格。古城拉萨应该只是在布达拉宫南门外的西侧和东侧有两座碑亭，即中文史料所称的“御制平定西藏碑碑亭”和“御制十全记碑碑亭”。出于对西藏领土的图谋，以帮助平定战乱为名，满清军队曾两次入藏作战蒙古准噶尔部，将其驱逐，然后于1724年雍正时期在布达拉宫前立碑，1792年乾隆时期增建琉璃瓦山顶碑亭。类似买一赠一、趁机推销，同时还立了记述乾隆皇帝十大战功的“御制十全记碑”并建碑亭。这两座碑亭与本地建筑并不协调，但因雄伟的布达拉宫高居于玛波日山上，前后辽阔，而前面过去是包括了修赤林卡的草地、林苑，增加两个相对渺小的中式碑亭，倒还不算太刺眼。但不知何故，在1965年中共对拉萨的第一次城市建设中，这两座碑亭被迁移到布达拉宫背后的鲁康（汉语称“龙王潭公园”）。又不知何故，1990年，在又一次针对拉萨的城市建设中，将它们全都迁回布达拉宫前。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给大昭寺的三块石碑加盖碑亭被认为是保护文物，那么为何不给布达拉宫前的两块石碑也加盖碑亭，而是任其风化呢？那两块石碑是藏人自己立的。在布达拉宫宫墙内的也是一块无字碑，应该是五世尊者达赖喇嘛重建布达拉宫之后立的。从不题字这一点可以看出，藏人更看重筑塔，为敬拜神佛，而不看重立碑，那属于俗人事务。但中国文化不一样，特别重视树碑立传。不但树碑，还要加盖碑亭，生怕丰功伟绩消失，后人遗忘。在布达拉宫宫墙外的，正是著名的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现存吐蕃碑刻中最早的石碑。据记载，吐蕃君王赤松德赞时期大将恩兰·达扎路恭于763年率兵攻掠唐都长安，赞普下令在布达拉宫前立此碑，碑身北、东、南三面刻有藏文，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包括唐朝廷答应每年给吐蕃纳绢缯五万匹，以换取吐蕃罢兵。比较历史照片与今日照片，可以发现达扎鲁恭纪功碑从布达拉宫南门西侧，被迁移到了布达拉宫广场东北角，与布达拉宫隔着一条很宽的北京中路，而且还专门盖了一个有高高的围墙的小院圈起来，几乎不引人注意。出于政治盘算的心机体现于一个个大小细节，任何不符合帝国叙事的事物，都会被改变，从而取得的是重写本地历史的累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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