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正在大昭寺前加盖的两座碑亭看，状如布达拉宫前的两座中式碑亭，或可能是空心的，而不像那两座碑亭有墙体和门用以封闭，但因尚未完成，所以无法判断。只是那太大的体积，占据了大昭寺前原本就并不宽敞的空间，与前些年加盖的灯房挤在一起，使得大昭寺一下子变得局促，显得庸常，如同从成千上万却沉默不语的虔信者供奉的神坛上跌落下来。
2000年11月，拉萨大昭寺及其周围环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评语包括建筑特点、历史源流、政治地位、自然风景，认为“与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并称，……构成一幅和谐融入装饰艺术之美的惊人胜景”。2004年在“第2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做出了若干项有关拉萨的决定，提到了保护拉萨老城区的必要性，其中声明：“应停止拆除历史性传统建筑，……任何有必要复建的建筑物应当符合这个地区的历史特征……”
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这些年来，大昭寺及帕廓转经道不断地被改造成为游客布置的主题公园，包括拆除一座座有历史的老房子，迁走原住居民，迁走原本属于转经道一部分的所有摊位，改建讲述新编故事的豪华版“清驻藏大臣衙门”、“更敦群培纪念馆”，将位于帕廓北街的朗孜厦（图伯特政府甘丹颇章政权时的拉萨市政厅）设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转经道上开“必胜客”和“肯德基” ，最近还在大昭寺广场西侧的藏式房屋上增加了一面犹如文革语录牌形状的红色语录牌，以及到处密布的五星红旗和摄像头，使得拉萨乃至全藏地最重要的精神场域，即大昭寺及帕廓转经道的传统风貌不断被削弱、被改变，而越来越与本地的传统和历史、与原住民的习俗和日常脱离、无关。
2013年5月，出于对拉萨老城区传统建筑遗产及其周边环境遭到加速毁坏的深切关注，担忧拉萨“变成一座21世纪初的旅游城市而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固有的传统文化”，上百位国际藏学家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开信，呼吁道：“此种毁坏正在制造一个人为的旅游村，从而使得拉萨老城区不可或缺的藏式风貌和生活方式成为过去。”“现代化与保护之间无须相互排斥。有很多把文化作为关注重心的方法来实现古老城市街区的现代化，同时保护传统建筑。但是，对于正在拉萨老城区发生的一切，首先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行为根本上是出于商业而非文化目的。这不仅仅是西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遗憾的是，再多的呼吁也无效果。
最新出现在大昭寺前的这两座中式碑亭也触动了我的回忆，与文化大革命席卷拉萨时发生在此处的变故有关，当时我父亲用相机记录了这个场景：就在“唐蕃会盟碑”和“种痘碑”、“无字碑”周围，那棵原本生长得极为茂盛的柳树惨遭破坏。柳树传说是1300多年前，随一位远嫁到藏地的异族女子从唐都长安来到拉萨，并由她亲手所栽。那个异族女子就是今天被渲染成某种政治神话的文成公主。在“破四旧”的那天，茂密的树枝被折断，堆放在大昭寺讲经场，用来焚烧经幡、经书和转经筒。时隔不久，分化为两派的“革命群众”开始武斗，双方的武器除了使用牛羊毛编织的一种甩石器——“乌多”抛掷石头，还有农药“六六粉”。“六六粉”纷纷扬扬地撒在“革命群众”的头上，也撒在活过了千年之久的“唐柳”的枝干上。于是一棵著名的古树死了，从此隐逸在书中和传说里了，仅剩下一截已无生命的干枯树桩。如今所见的在原址前生长着的另一棵稀疏的柳树，实际上是文革后不知从何处移植而来，作为“唐柳”或“文成公主柳”的替代品，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谎言。
共产党的祖宗马克思说过：“历史本身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为闹剧了。”但历史重演得这么快，让并不想看悲剧也不想看闹剧的旁观者欲哭无泪。恰在七年前的这些日子，以“市政建设”为名的大昭寺跟前和帕廓转经道上大兴土木，没有了从边远的康和安多磕着长头到拉萨的朝圣者，没有了日日燃着千盏万盏酥油供灯的信仰灯房，有的是房顶上的狙击手和转经道上挎枪巡逻的蒙面人，有的是暴发户一样的官商勾结的巨大商场接踵开业，以及大红套金的充气圆柱正在风中炫耀着粗俗和入侵……而今天，在原址开始了又一番的“市政建设”，从网上发布的照片，除了看见相似的场景，还看见在靠近旧日那高高的幡旗杆的旁边，几个戴着口罩的黑衣人阴森森地伏在屋顶上，盯视着同样戴着口罩但低头默默转经的男女老少……
发端于中国武汉的瘟疫汹汹，至今未有止息，还在全世界肆虐，已夺去二十多万人的生命，被形容为类似世界大战的至暗时刻。伴随着疫情而来的，比如这两座改变大昭寺传统风貌的中式碑亭以及更多的我们尚不知的“新生事物”，实质上也印证了我在疫情期间写的长诗《时疫三行诗》里的诗句：“没有一个地方不沦陷/没有一种瘟疫不可怖/不，更有他疫远甚于此疫”，而“我们被制伏在同一个屋顶下/失去了声音和泪水/如同受困于离乱中的生命”。
2020/5/1-3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