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唯色:当我们谈论天花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十五)

9、“活死人”即隔离术(上)

抗击天花等疫病的手段主要是隔离、检疫和治疗,这是人类的共识和经验。据西藏历史学者德荣·泽仁邓珠的著作《藏族通史·吉祥宝瓶》【1】:“大约在公元3世纪时,藏族对传染病人,如像麻风病等采取隔离政策,这在世界医学史上实属最早。这个制度在《四部医典》和其它早些的医学著作中有记载。”比如有个民间故事讲述了印度医生遇见藏女背着染疫的母亲离家,以免传染家人,得罪屋神。

我印象最深的是公元6世纪吐蕃第三十代君王与王后的故事,一个关于禁忌、报应和自我惩罚的故事。大致是说,王后生子后日渐憔悴,赞普问其缘故,王后声称需吃家乡的食物;取来食用后果然容颜如昨。赞普好奇查看,惊见是油炸青蛙而这犯了大忌,于是得了麻风病。据说两人都得了麻风病,为避免恶疾传染王子和子民,富有牺牲精神的君王携王后做了“活死人”,应该还带了仆从都做了“活死人”。

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琼结县是吐蕃帝国最重要的地域,有22位赞普(君主)的陵墓分布于此。(图片来自网络)
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琼结县是吐蕃帝国最重要的地域,有22位赞普(君主)的陵墓分布于此。(图片来自网络)

什么是“活死人”?有一种说法称活着进入坟墓,给人被活埋的感觉。但事实上不是这样,而是在远处修筑圆形土堡,住进去后与世隔绝,从此不再与活人见面。当然活人是必须要来送食物、衣物等等的,“很远就吹一声号角,这时已得死人称谓的人们,应立即避到各自的藏身屋里。”来人留下东西后,“又要吹一声号,这时‘活死人们’纷纷走出,享用各自应得的衣食。”【2】连他们的牲畜也属于不可接触者。

据记载,这是“九世纪石狮在琼结山谷的吐蕃赞普赤热巴坚陵墓前”。(唯色拍摄)
据记载,这是“九世纪石狮在琼结山谷的吐蕃赞普赤热巴坚陵墓前”。(唯色拍摄)

这位赞普是图伯特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的曾祖父。他以个人的牺牲换来了吐蕃的荣光,事迹理当传扬。作为君王,“如此遵守国法,这在世界历史上也许绝无仅有。”【3】但要补充的是,正如《天国之花》记载,16世纪初,当西班牙人发现了远在秘鲁的印加帝国是多么地富饶,天花也就随之而来。被印第安人奉为太阳之子的印加国王不幸染上,留下遗言:“我的父亲太阳在召唤我,我现在该走了,去待在他身边”;之后“用石头把自己封在房间里,孤独地死去”。真正的王者之死都这样:具有高贵者的尊严和神秘,与俗世隔绝。

拉萨大昭寺前的无字碑和“种痘碑”。(图片来自网络)
拉萨大昭寺前的无字碑和“种痘碑”。(图片来自网络)

所谓“活死人”,其实就是隔离者。瘟疫的传播与人的交往有关,为对治瘟疫务必需要实行与人的隔离。需要说明的是,图伯特人的这种隔离方法并不是永远地隔离或抛弃亲人,这个传统是:三至七天或两周的隔离。在这个期限内,躲不过去的则走上了中阴轮回路,幸存下来的则返回人间,带着身体上的印记继续过着大限未到的人生。今日,新冠疫情的隔离也与当年类似。

普通染疫者当然不会有染疫的赞普和王后那样可以做“活死人”的运气。如德荣·泽仁邓珠写:“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今日。藏区凡家中有人得了传染病,特别是麻风病,则主动离开家人(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孩除外)和村寨,到无人的深山老林、僻地河沟或岩洞中居住,从不接触家人和其他任何人。家中亲属和亲朋好友等将病人所需的食物、营养品、生活用具以及探视病人的礼物,放在离病人看得见的地方,让病人自取。”

“种痘碑”如今罩在新盖的这座中式碑亭里。(唯色拍摄)
“种痘碑”如今罩在新盖的这座中式碑亭里。(唯色拍摄)

然而图伯特人的隔离法似乎不为他者所理解,被视为野蛮又残忍。霍普金斯引述那些在西藏的旅行者的记录,“描述了天花是如何从北京传到拉萨的。……一旦一户人家中有人患天花,其他人就要搬到偏僻的山顶或山谷中。有人饿死在那里。”这类走马观花的记录很难说是完整的。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等,自己对天花已经免疫,却把图伯特人对疫病的隔离说成不人道,这也是很自大的偏见了。其实当年图伯特对外国人的防范,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天花的畏惧。

传统的隔离办法是有效的,不然怎么办?全都挤在一间房子里吗?据说,乾隆皇帝曾让驻藏大臣在大昭寺对面盖了一间房子接纳天花病患者,反而疫情更是挡不住,被藏人拆除。霍普金斯在书中还提到了皇帝在“拉萨的一个主神殿门口立起一块巨石。巨石摆放的位置使所有的朝圣者都能看到,上面描述了天花爆发后应采取什么措施。”这其实就是当时(1794年)在大昭寺前立的所谓“劝人出痘碑”,又称“永远遵行碑”,至今犹在,但碑面坑坑洼洼,布满石头之类利器砸出的许多凹窝,连刻的字都被砸掉了,却有两种解释:一种声称落后的藏人根本不懂可以用种痘的方法防治天花,为此迷信“石碑研磨而出的粉末有治病之效”,就用石块敲砸石碑索取神药,因此这是一块“先进的种痘碑”【4】。

新冠疫情期间在大昭寺前新盖的两座中式碑亭。(唯色拍摄)
新冠疫情期间在大昭寺前新盖的两座中式碑亭。(唯色拍摄)

另一种解释截然不同,来自1940年代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和秘书合著的《西藏与西藏人》一书说,这个“‘天花公告’,不但要求藏民杜绝流放受传染的病人的做法,提倡采取预防措施种牛痘,还禁止藏民以尸体喂鸟的旧习。从汉人的观点看,这是十分可怕的习俗。纪念碑已被破坏得伤痕累累,足以见得藏民对此类干预的不满。”【5】但这个出自当时在拉萨的汉人的观察,现如今却是被排斥的,反而鼓噪的是这个种痘碑“见证了中央政府对西藏人民的关怀”【6】,因而无比宝贵。在去年新冠疫情期间,用一座中式碑亭给罩住了,旁边还盖了一座相仿的中式碑亭罩住了“唐蕃会盟碑”,庞大且多余,是对大昭寺传统风貌的破坏。而大昭寺及周围环境早在二十年前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有若干条为了保护普遍性价值的国际公约是需要遵守和尊重的。

注释:

【1】 《藏族通史·吉祥宝瓶》,德荣·泽仁邓珠著,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不久被当局禁。

【2】《藏区政治史》:夏格巴·旺曲德典著,中国藏学出版社内部资料,1992年。

【3】见德荣·泽仁邓珠的《藏族通史·吉祥宝瓶》,517页。

【4】拉萨"劝人种痘碑" :书写天花疫情后的种牛痘功绩这段历史 https://mp.weixin.qq.com/s/TJ27RsaTl9lMiijCYoKfLQ

【5】《西藏与西藏人》,沈宗濂、柳陞祺著,柳晓青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6】 拉萨大昭寺旅游攻略之种痘碑 http://www.bh2255.com/picture/dazhaosi-6248/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