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措汪杰先生是西藏最早的共产党人，作为率先同中共军队一起进入西藏的藏人，在“昌都战役”后他是西藏工委委员、昌都分工委副书记，与阿沛·阿旺晋美等贵族官员有相当密切的交往，并有相当深刻的影响。2007年12月10日，在平汪先生位于北京木樨地的家里谈起旧事，他对我和王力雄说：“昌都战役之前，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噶厦派驻昌都的副总管，拉鲁·次旺多吉是正总管。当时放弃弹药库、放弃抵抗并不是阿沛一个人的决定，而是阿沛和拉鲁共同的决定。拉鲁先逃，逃到了工布地区。两天后，阿沛才逃，但在逃至途中被青海过来的解放军骑兵部队堵住，只好返回，在朱古寺被解放军抓住，当了俘虏。阿沛和拉鲁的命运由此不同。”
1950年10月6日至19日的昌都战役，是在毛泽东9月8日对军队发出“占领昌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的指示后开始的。据中文资料记载，在这场战役中，中共军队和西藏军队的伤亡人数分别为114人和180人。因寡不敌众，装备悬殊，最高长官或逃或被俘，2700多名藏兵缴械投降。在平汪先生口述的传记《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1]中，他说：“西藏士兵勇敢应战，但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弱势，更完全不是训练有素又久经沙场的解放军的对手。这些藏人无法阻止中国部队的前进势头。短短两周以后，昌都的整支藏军（共约一万人）和刚刚接替拉鲁出任总督的噶伦阿沛·阿旺晋美都成了俘虏。”
据平汪先生对我的讲述，他抵达昌都时，已是战役结束后的第十三天。在解放军的庆功大会上，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们坐在主席台上，所有缴获的武器作为战利品堆在一边，阿沛和其他被俘的西藏政府官员被卫兵押着站在另一边，台下的中国官兵欢欣鼓舞，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平汪先生觉得这不妥，“因为我们要争取他们，不是要侮辱他们，这不利于接下来开展和平解放全西藏的工作”。
他最初被安排住进阿沛作为噶伦及副总管的宽敞府邸中。十八军第四把手王其梅也住在那里，是解放军先遣部队十八军副政委、昌都分工委书记。而被俘的阿沛·阿旺晋美与秘书崔科·顿珠次仁，被安排在总管府内一幢楼下的一层旧时仆人的房间，与不久前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尊严全无。平汪先生说，他在阿沛身上下了很大功夫。首先，他对王其梅等解放军军官说，不能把阿沛当成一般的俘虏，要尊重他，按照西藏贵族的礼节和待遇来对待，这样做的目的是争取更多的团结对象。他再次强调说：“解放军已经用武力拿下了昌都，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和平解放全西藏，让噶厦派代表去北京谈判，那么就要搞好统战工作。”这个意见被采纳。阿沛不但重新住回了总管的住所，还得到了被没收的衣物。阿沛自被俘后穿的是普通人的廉价藏袍，显得灰头灰脸，贫寒落魄，重又穿上象征地位的华丽官服，多少有了面子，令他感激涕零。他手下的三十多个被俘官员都收到了归还的旧日华服。
平汪第一次跟阿沛见面时，是带着哈达和礼物去的，礼物包括新的收音机和精美的织锦。平汪还说服了王其梅，让阿沛可以跟他们一起吃小灶。所谓小灶，指的是解放军高级军官的专用餐厅。平汪说他日夜和阿沛、崔科谈话，介绍中国的状况和目的，分析西藏的现状和前途。晚上谈得太晚，甚至到半夜两三点，谈饿了就吃“喀地”，这是康区盛行的糌粑吃法。三个人就着一壶酥油茶，在糌粑里放上酥油和奶渣吃“喀地”。
平汪先生在口述的传记中写道：“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教育他们有关新中国政府的事情。我花很多白天和夜晚的时间，向阿沛和崔科介绍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的现状，最重要的是向他们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方面的政策。除了与他们一起谈话以外，我私下和崔科单独谈。他和（贵族）詹东色是好友，而詹东色是我们西藏共产党在拉萨的成员之一，所以他早就听说过我，从一开始就比阿沛对我的态度更友好。我很快发现，崔科在关于西藏改革和前途方面的想法其实很进步，所以我就向他更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崔科也比阿沛更快地站到我们这边来。除了花大量的时间向他们介绍中国政策的好以外，我还竭力强调，西藏要想在军事上反抗中国是徒劳的。我记得当时很坦率，直言不讳地对阿沛引用中国的一句成语：‘不管是以石击卵，还是以卵击石，结果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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