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的昌都战役结束之后，中共军队坐镇昌都，经常开大会。王其梅作为18军第四把手，在庆功大会上对被俘的藏人官兵讲话，“他说到我们都是阶级兄弟的时候哭了，还呜呜地哭得不行，这个对阿沛是很有触动的。虽然阿沛当时坐在台下的地上，跟所有俘虏一样，但他还是很惊讶。他跟我说，没想到这么大的军官还会这样哭，”平汪先生回忆道。
但是，有一位在拉萨的噶厦官员对王其美的印象很差。他的名字是恰巴·格桑旺堆。他说：“1951年，第一批人民解放军从西康骑马到了西藏，这是东部路线，带队的是王其美，还有平措汪杰等人。那时，西藏政府在拉萨河大桥附近搭了帐篷迎接他们，解放军一来，树林里和墙上都贴了标语，内容大致是‘为格达活佛报仇！’‘帝国主义滚出西藏！’我们照常给王其美和平措汪杰献了哈达。王其美发言，手敲着桌子，声音也大得很，和标语一样的内容。王其美个子虽然很矮，但说话很凶。我们过去没有听过共产党说话，那是第一天和西藏政府见面，他没什么客气的。”[1]
说到格达活佛，是康区甘孜县白利寺的住持，早在1936年即与“万里长征”逃经康区的中共红军有过接触。平汪先生在他很重要的一篇文章《回忆扎喜旺徐同志》[2]中写道：“红军抵达康北重镇甘孜。在此期间，根据党的有关决议，在朱总司令的倡导下，建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博巴政府’，即‘藏人政府’，惊动了国民党当局，这是他们万料不到的事件。根据史料所载，‘博巴(藏人)依得瓦（中央政府）’革命党党纲共有十条”。包括：“番人（藏人）独立，建立博巴依得瓦独立政府，博巴坐自己的江山”及“联合红军和赞助博巴独立的一切团体和个人”等。
格达活佛被任命为“博巴政府”的副主席，几位康区有名的上层精英分任各职，深信“一切赞助和同情博巴人民独立的国家或民族、政府和军队，都是博巴人民的朋友”。正在饥寒交迫的逃亡路上的中共红军，对这些藏人“庄严承诺”：“无条件地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即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3]，也因此得到了藏人给予的救命回报。据中共官方文件，在红军经过阿坝地区前后十六个月中，格勒得沙政府（是当时在藏人土地上帮助建立的另一个藏人政权）支援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牲畜约20万头；在红军经过康北地区期间，博巴政府提供粮食约450万斤，并收留、安置、保护了上千红军伤病员。不过这两个政府都历时很短，仅仅数月即告解散。
1950年初，当中共军队又抵藏东康区却已今非昔比，而是大军挺进。格达活佛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接着，正如平汪先生的传记中所写，“我们一直在做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我们组织军事进攻；另一方面，我们尽力去说服西藏政府接受和平解放。我们派出像格达活佛这样的宗教领袖去昌都，同当时在昌都的拉鲁谈。”[4]请注意，格达活佛是被“我们派出”，而非中共官宣所说的“自告奋勇”、“主动申请去拉萨”等等。他率管家等随从，于7月24日到昌都，“在等待拉萨的许可中，格达仁波切得到所有转世喇嘛的尊敬与礼遇”[5]，8月22日突生急病过世，终年48岁。
他的死成了重大事件，以致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因病服下过量藏药致死。但时任十八军宣传部长、后任新华社西藏分社社长的乐于泓，在1981年发表的《和平解放西藏日记摘抄》中写道，他1951年8月26日在拉萨拜访噶厦高官噶雪·曲吉尼玛，自称很早就“反对亲英美”、“曾坚决主张派和谈代表去京”，并与格达活佛同一师门的噶雪·曲吉尼玛透露，“他听说格达是拉鲁害死的”[6]。有意思的是，2007年民族出版社出版《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乐于泓日记中关于格达活佛之死的这段话被删除。这是为什么？
而拉鲁·次旺多吉在经历了1959年3月后的入狱、1965年的特赦、文革结束后的“统战”，与噶雪·曲吉尼玛一样，均获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高位。他对这一指控婉转否认。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十六)》，即他的自传专辑中“格达活佛到昌都和谈”这一章，将他与早年就熟识的格达活佛推心置腹的多次交谈写得很清楚。比如他问：“为什么要这样急着解放呢？”格达活佛说：“解放西藏是毛主席和斯大林商定的，是得到苏联支持的。为了解放西藏，苏联还支援了嘎司六九汽车数百辆。西藏是世界屋脊，这与国际上争夺世界屋脊有关，所以要很快地解放西藏。”又比如，格达活佛在病故前已写好给解放军的信，告知噶厦愿意和谈，请求推迟进军时间。就格达活佛的死，拉鲁说就是生病，藏医诊断是“肠胃绞痛”。而格达活佛服用了自己带的药丸，当夜去世。拉鲁强调：“关于格达活佛的去世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当时我所耳闻目睹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7]
但是第三种说法显然最强悍，认定格达活佛是被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代表、帝国主义特务福特下毒害死。而福特，即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是个27岁的英国人，受雇于西藏政府，在昌都当了两年的无线电报务员，昌都战役后随战败藏军逃亡时被抓。
无论哪种说法，格达活佛的死被认为是“导火索”。“这一重要事件的发生，在当时直接影响到和平解放西藏的整个进程”，18军军长张国华的女儿在书中继续写道：“……到拉萨去调解的格达活佛遭到暗害，致使北京的态度明显地强硬起来。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指出：‘如果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遵此，西南军区于8月26日正式下达《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8]。可是包括这本书在内，诸多的中方官宣都言之凿凿地写道，格达活佛一去昌都就无音讯。18军的侦察员直到9月初的一天，才“不经意”地、却很震惊地，从正在野花怒放的草地上烧茶喝的“七八个赶骡的藏民”那里，惊闻格达活佛被害死的死讯。这不明显是自相矛盾吗？
<strong>注释:</strong>
[1]朱瑞:尘封的西藏(回忆录上)——恰巴·格桑旺堆先生的回忆
<a href="http://zhu-ruiblog.blogspot.com/2013/04/blog-post_5.html">http://zhu-ruiblog.blogspot.com/2013/04/blog-post_5.html</a>
[2]平措汪杰:回忆扎喜旺徐同志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1104160754/http://gangjanba.middle-way.net/article/2007/0206/article_60.html
[3]同[2]。
[4]《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梅·戈尓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著;黄潇潇译,香港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5] 《龙在雪域:1947年后的西藏》,茨仁夏加著,谢惟敏译,台湾左岸出版社,2011年。
[6]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选辑)》,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
[7]《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十六)——拉鲁家族及本人经历》,拉鲁·次旺多吉著,民族出版社,1995年。
[8]《雪域长歌:西藏1949-1960》,张小康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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