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唯色:重又推出西藏文革泥塑《农奴愤》只是出于怀旧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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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年的两篇文章为例:2021年9月13日,中国文化部主办的《中国文化报》发表文章《历史辉煌与时代瞩望——西藏美术发展70年》,以总结性、表彰性的语调写道: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美术也难以摆脱追求高大全、红光亮的创作套路,但是西藏美术队伍在注重培养工农兵牧人才的基础上,依然有所发展,而且在统一领导下开始有组织地以集体面目参加全国美展。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自治区党委、政府直接领导,中央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西藏展览馆艺术家用一年多时间,合作完成了大型泥塑群雕《农奴愤》,这组由圆雕、浮雕、绘景组合而成,有106位人物形象的作品,全面立体地展示了封建农奴所遭受的沉重压迫,揭示了农奴必将翻身解放的历史必然,被艺术界公认为是和同时代美术巨制《收租院》相媲美的经典作品。”

2017年中国美术馆主办“首届全国雕塑艺术大展“,30余件《农奴愤》头像残存隆重展出。(唯色提供)
2017年中国美术馆主办“首届全国雕塑艺术大展“,30余件《农奴愤》头像残存隆重展出。(唯色提供)

还有一篇文章于2022年3月28日,一个特殊的日子,在西藏自治区主办的《西藏人文地理》杂志发表,题为《西藏农奴解放日,揭秘泥塑<农奴愤>》,开篇便提“艺术价值”,并继续与泥塑《收租院》相提并论:“在中国雕塑界有两组标志性的作品,虽然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时代特色,但他们的艺术价值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直到如今也无法被超越,可以说是中国当代雕塑的扛鼎之作、双子塔。其中一组是成都大邑的《收租院》,另一组就是西藏拉萨的《农奴愤》,这两组作品都是由当年中央美院等单位创作的。《农奴愤》群雕之前一直在西藏革命展览馆展出,是西藏孩子最为恐怖的集体记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农奴愤》破损严重……”

接下来,这篇文章引述了当今西藏美术界的权威、原西藏文联主席韩书力的回忆,出生于北京并于文革后期进藏,在当时的“西藏革命展览馆”业务组就职的他,与创作《农奴愤》的十几位雕塑者相交甚深,并且亦参与其中,协助塑像。他还介绍陪同华裔英籍作家韩素音参观《农奴愤》,称韩素音说“很好的展览,很有艺术性啊!应该介绍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西藏的过去是什么样的”,而韩素音是文革当中第一位得到当局批准访问西藏的“红色洋喉舌”,据说还乘坐官方特别为她安排的上海牌轿车去大昭寺游览,赞扬壁画美丽,却绝口不提那些鲜艳的壁画是重新补画的,而真正美丽的古老原画在文革伊始就被红卫兵和“积极分子”用铁锹之类的工具铲掉了。

文革后期,西藏革委会邀请北京和沈阳的十几位雕塑家来拉萨雕塑《农奴愤》。(唯色提供)
文革后期,西藏革委会邀请北京和沈阳的十几位雕塑家来拉萨雕塑《农奴愤》。(唯色提供)

其实韩书力专门撰文怀念过泥塑《农奴愤》,多年来还写过好几篇,多有重复,絮絮叨叨。他如是评价:“……它(《农奴愤》)至少称得上是较忠实地记录与再现了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社会面貌,是一组有着较高历史认知和艺术感染力的雕塑作品。”他还十分惋惜地说:“1996年,布达拉宫广场改扩建总体规划出来后,原处布达拉宫宫墙东南侧的西藏展览馆就决定搬家迁址,包括泥塑《农奴愤》在内的许多‘带着历史痕迹’的展品,也同样面临着再安置的局面。但当时如何安置实在是有些尴尬的,这其中有不少原因,场地、资金、观众等等,当然也基于对‘展品’历史和艺术等价值的认识不清和意识等问题。但我以为,这些记述这藏民族20世纪前半页沉重足迹的东西,确实是应该保存下来的。”韩书力的这篇文章《农奴解放日,再看雕塑<农奴愤>》也发表于《西藏人文地理》杂志,也是在2021年3月28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西藏人文地理》公众号怀念文革泥塑《农奴愤》的文章截图。
《西藏人文地理》公众号怀念文革泥塑《农奴愤》的文章截图。

这里需要大致地介绍一下3月28日何以特殊,实际上是当代西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当然,只要了解当代西藏的真实历史,就会知道缘于1959年3月所发生的世事反转之变,以致于那年3月布满了特殊的日子,如3月10日,在拉萨的各地藏人为保护达赖喇嘛而日夜聚集罗布林卡;3月12日,数千西藏妇女在布达拉宫前集会抗议西藏被占领;3月17日,达赖喇嘛与多位高僧、家人、官员踏上了去往他国的流亡之路;3月26日,在距印度边界不远的边境隆子县,正如达赖喇嘛在自传中所言:“在此驳斥《十七条协议》,宣布恢复我的政府是为西藏唯一合法的统治机构”;3月28日,中共宣布解散西藏噶厦政府,而噶厦政府在西藏已经存在了两百零八年。

此后,年年3月都是西藏的敏感时间段,抗议和镇压也往往发生在3月。如1988年3月、1989年3月在拉萨发生的抗议游行,以及以“平暴”为名义的镇压和戒严。又如2008年3月从拉萨蔓延全藏多地的抗议(也即官方所称的“‘314’骚乱”或“拉萨‘314’暴乱事件”)更是举世瞩目,成为中共当局在2009年宣布3月28日为“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动机:“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就是要让包括藏族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永远牢记50年前的‘民主改革’,从此‘西藏百万农奴’挣脱了旧的封建农奴制度枷锁成为国家的主人。”然而正如历史学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的质问:“如果中国政府的主张有任何确实根据的地方,你只需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五十年后,为什么‘被解放的农奴’要起来反抗他们的解放者?”

既然“农奴解放纪念日”已确立,迄今十五年来每逢此日,各种相关宣传轰轰烈烈,其中就包括西藏文革泥塑《农奴愤》被隆重地、而且是越来越被隆重地推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某种怀旧呢?或者说,看上去像一场怀旧?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