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有关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图文记录和评述《杀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于2020年5月以纸书和电子书两种形式出版发行。
2020年12月17日,由国际知名的ADI-Inalco联合举办在线讨论会,汇集了研究现代中国、新疆、日本、印度和西藏的多位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杀劫》的作者茨仁唯色和《杀劫》英文版的编辑Robert Barnett先生。以下是我的发言:】
感谢各位学者，在特殊的2020年即将终结时，为《杀劫》英文版即《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举办这场讨论会。这本用文字和图像记录类似瘟疫的灾难之书，得到各位杰出学者的关注，让我深感荣幸。
感谢这本书的译者Susan Chen女士，感谢著名藏学家Robert Barnett先生的编辑、修订，他们在与我无数次的讨论和查证中，除了修正原著中个别失误，还纠正了原著的疏漏，并对我父亲拍摄的照片细节有新的发现和补充，使得《杀劫》英文版成为目前所有版本和译本中最完善的一版。而之前的译本还包括藏文版和日文版。
《杀劫》最早于2006年——即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在台湾出版正体中文版，2016年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时《杀劫》的修订版增加了22张照片，是我用父亲当年拍文革照片的相机在他当年拍照的机位再做的拍摄，并增加了用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和新写的一万多字评论。
前不久，洛杉矶时报发表了Robert Barnett先生和Susan Chen女士对我的访谈，其中我大致谈到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整个中国都造成极大破坏，但对西藏的破坏却是灭绝性的，并留下难以逆转的后患。在这里，我想从两方面做进一步说明。
第一是宗教。藏人社会几乎可说是全民信仰宗教，宗教相当于民族的基因，对大部分藏人而言，宗教即是人生的根本，价值甚至超过生命，文革对西藏宗教的毁灭，无异于是对整个藏民族的精神灭绝。以寺院为例，正如《杀劫》中所记录的，全藏六千多座寺院被夷为废墟，仅今行政区划的西藏自治区，原来的2713座寺院在文革后只剩8座尚存。当然，寺院建筑是表象，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对每个藏人的洗脑是对传统藏人社会的价值观做了类似“破四旧”的摧毁，实际上从中共军队1950年代进入全藏地域就已经开始。
而中国或者说汉民族的宗教信仰相对淡漠实用，以世俗性的功利追求为主。传统中国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形成了以大一统和忠孝为本，而表现出集权制度与祖先崇拜的延续。虽然儒家思想的家族文化在文革中也被“造反”，但从其延伸出的大家族——党国却更被强化，继续成为今日中国的主导精神，因此从民族精神而言遭受的破坏性远小于藏民族——不难想见，如果没有诸佛菩萨保佑达赖喇嘛1959年出走建立了流亡西藏，使西藏宗教的血脉被挽救和延续，西藏文明在今天很可能已遭到彻底的毁灭。
第二是语言。在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如今，都是以汉语言文字为主要，或者说以汉文为大一统。虽然汉民族在中共政权统治后也进行了所谓文字改革，用简体中文替代了正体中文，但没有伤及根本，口头语言依然一脉相承，大部分有文化的人依然可以读懂正体字。而在藏地完全不同，文革时代取消藏语言文字教学长达十多年，有些地方甚至更长。以致于出生于文革前后的整整一代人——包括我——因此成为藏文文盲，被切断了与自己民族历史之间的纽带，成为失去母语的飘零人。
与此同时，在文革中，毛泽东不但对汉文做了更加简化的文字改革，还对藏文、蒙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等民族的文字做了改革，发明了所谓的“新藏文”、“新蒙文”、“新维文”等，加剧了这些民族的文盲程度，以致于文革后，中国官员承认“五十年来我们国家在语言文字政策上犯过很多错误”，但对藏人等民族来说，这并不是犯个错误这么简单。
最后引述在我带着父亲拍摄的照片秘密访谈时，一位藏人知识分子说过的一句话：“1959年以后的‘民主改革’是对西藏经济的革命；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对西藏文化的革命。两次革命，使得西藏彻底变了样。”《杀劫》这本书的照片和文字，便是为了向世界见证那一场要从根本上毁灭西藏民族的“人类杀劫”，并想努力地破除毛泽东的“解放者”施加给雪域高原的“除忆诅咒”。
再次感谢各位学者的关注。
2020/12/5，于北京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