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然而，1966年8月24日那天，去砸大昭寺的仅仅只是学生红卫兵和居委会的积极分子吗？我从采访中得知，实际上还有一群身份特殊的人——被称为“三教工作团”，包括解放军军人和有关部门的干部。
“三教工作团”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名词，在此须得作简单的说明。
一九六三年九月，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西藏掀起以阶级教育为重，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的“三大教育”（简称“三教”）运动，无数负有特殊使命的军人、干部以及刚毕业的学生，有汉人，也有藏人，呈辐射状被派往各地乃至农村和牧区长达数年，用中共术语来说，“通过阶级教育把农牧区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这实质上是一个甄别异己或肃清异己的运动。
中国各地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主的运动在文革开始前已告结束，而步调历来慢半拍的西藏还在继续搞“三教”。正如我的一位受访者回忆文革前，她当时是西藏公安学校的老师，1965年11月初下乡去扎木农村搞“三教”，在那里呆了差不多五个月，因怀孕以及需要参加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才返回拉萨。她说：“起先我被安排在专案组当翻译，审查‘三教’期间发现的那些对共产党不满的人，有问题的人，以及成份不好的领主、代理人等。我们这个专案组有三个人，一个是公安厅预审处的处长，一个是大学生，做记录的，我是翻译。他们都是汉族。哪个地方有案子了我们就要骑马去调查。经常要这么跑。……现在想起来，其实那些被审查的人都穷得很，说是什么农奴主，但穷得很，因为“民主改革”已经结束了，已经是65年了，那些农奴主早就被革命得干干净净了。”
那么，遍及西藏各地的工作团是否在开展“三教”的同时也大破“四旧”？其实早在文革之前，西藏不少地方已有砸寺院、斗喇嘛的现象发生，不能不说与“三教工作团”没有关系。中共方面后来也承认，正是在“三教”运动中，“发生了不少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我采访时，一位藏族知识分子指出，“三教”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头。
那么，大昭寺也要搞“三教”吗？或者说，那天在砸大昭寺时，“三教工作团”就在现场吗？是的，也在现场。在我父亲拍摄的其中一张砸大昭寺的照片上，大昭寺的前院遍地堆挤着残破不堪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佛教象征物。二楼露台上十几个人都是学生红卫兵，而楼下除了几个手持红缨枪的男红卫兵，角落有四个穿军装或军便服的身影。
“三教工作团”不但就在现场，而且在学生和居民进入大昭寺之前已驻扎寺中，并开始用军车将珍贵的法器、供具和古老的经书、唐卡等运出寺外，至于运往何处谁也不知道。有人记得，“三教工作团”的团长名刘方，后任城关区书记，此人霸道且贪婪，将供奉在“觉康”释迦牟尼佛像前的一盏用黄金打制的供灯（藏语发音“龙东司恭”）占为己有。另外，在我父亲拍摄的同时期照片中，有一张画面上是“革命群众”捧着标题为“热烈祝贺立新大街的诞生”的大字报，署名是“三教二团全体革命……”，这表明，“三教工作团”至少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底依然存在，依然活跃于更名为“立新大街”的帕廓街。
所以，一位当过红卫兵的拉中学生委屈地说：“一九六九年，除了在文革之前进校的新生班，拉中其他学生全都被赶到乡下当知青去了（据记载，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拉萨中学首批132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我们是西藏最早的知识青年。当时拉萨的老百姓都说这是报应，因为最早是我们去砸大昭寺的，这下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活该。拉中低年级的学生们也抱怨说，拉中的那些老一批的学生，把大家都连累得抬不起头来。其实我们都是替罪羊，被人家当枪使。我们十八九岁的孩子懂什么？从这方面讲，我们是牺牲品。”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