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两次采访过一位文革中进藏的红卫兵。他叫阎振中，河南开封人，回族，1968年毕业于位在陕西省咸阳市的西藏民族学院。他其实是我当时的同事。确切地说，他是《西藏文学》杂志的主编，而我曾在《西藏文学》杂志做过多年的编辑，所以我们很熟悉。就文革话题，第一次如同闲聊，我做了笔记；第二次我则是录了音的。他是这么讲述那段经历的：
“我第一次进藏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当时我是西藏民院学生，二十二岁。那时我们学校已分成两派：‘农奴’和‘红色造反团’。‘农奴戟’得名于毛主席的诗词中‘红旗卷起农奴戟’一句，这一派在当时有保守派的性质，以藏族为多。‘红色造反团’当然就是造反派了，我加入的就是这个组织，以汉族比较多，还有纳西族，不过我是回族。
……我们应该说是西藏民院进藏的第一批红卫兵。人不少，好几百，光是汉族就差不多两百，藏族也多，但想不起来有多少了。我们是从柳园坐车进藏的。坐的是大卡车。我们到拉萨的时候，北京红卫兵早已经到拉萨了，有好几个学校的。北京来的红卫兵中也有不少藏族。”
“我们刚到的时候住在功德林那个寺院里，不久就搬到二所了。二所以前叫做‘尧西公馆’，是达赖亲属居住的大宅院，这时候是红卫兵接待站，准确地说，是造反派接待站，包括北京红卫兵和我们这一帮。‘农奴戟’住在报社的对面，好像也是哪个贵族的房子。我们的主要活动也就是写大字报，集会，另外就是冲击区党委和军区这一类单位。”
“那时候我们跟拉萨的红卫兵接触不算多，多是自个儿学校的在一起，但只要是造反派，就是战友，比亲兄弟甚至比父母还要亲，相互之间分享的都是自己最好的东西。那时候的红卫兵也没有钱，可以说身无分文，走到哪吃到哪。”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各地红卫兵的进藏路线，除了从柳园经青藏线到拉萨，还从成都沿川藏线到拉萨。北京人程德美在2005年出版的自传《高山反应》中，记载了他与六个男生组织“首都继红长征队”，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出发，历时将近三个月，步行五千里的川藏线抵达拉萨的经过。他是北京四十七中的高三学生，其他六人则是北京清华附中学生、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等。他们在《进藏宣言》中宣称要“在五千里的川藏公路上，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原上，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让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高原燃遍全国，让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冲击到每一个角落，让共产主义思想的火种遍地开花”，从中可以窥见红卫兵们竭力“鼓动”沿途的“革命群众”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充沛激情。事实上他们也是说到做到的。虽然回忆并非光彩的往事，作者多的是自我粉饰和缅怀，少的是自我反省和忏悔，但他还是透露，身为“首都红卫兵”的他们，在那些一听说北京就像听见毛主席一样万分激动的边疆民众中，到底还是掀起了破“四旧”的汹猛浪潮。
另外，程德美转录同伴的日记中有一句，在走到进入四川藏区的二郎山林场时，“看见了来自全国的好几支长征队”，这表明，当时从川藏线进入藏地发动文革的红卫兵并不在少数。何况整个藏地还包括已经并入新的行政区划如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和青海省的那些“自治州”、“自治县”等，也因此，不计其数的、各种各样的“四旧”，有不少确实毁于这一拨拨“大串连”的红卫兵之手，而由他们“鼓动”起来的当地“革命群众”大破“四旧”的热情更是不可小觑。固然，从中国各地进藏的红卫兵不如本地红卫兵众多，但中国各地红卫兵尤其是“首都红卫兵”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
以下是2001年我在采访阎振中时，他回忆他作为红卫兵进藏后的经历：
“……我喜欢跑，到拉萨没多久，就和两个男同学去了日喀则。当时扎什伦布寺已经被破坏了，佛殿都被砸了，佛像呀经书呀等等堆的满地都是，都是破破烂烂的，不过里面也有好东西，像小金佛或者肯定是年代很久的佛像，那会儿我要是捡个什么东西就不得了啦，但不懂啊，不懂哪些是金的哪些是铜的，……我只捡了一个木头的装饰品，揣在兜里。
“在日喀则听人说亚东的风景不错，我们三个人就又去亚东了。在这之前已经有两批人去过了。我们一到亚东，就跟当地的造反派接上了头，住在招待所里。……两天后我们就去爬山，没想到早就被部队给盯上了，用望远镜看得一清二楚。幸亏我们没有往下亚东的方向去，否则肯定会把我们当成偷越国境那一类，那就不是一般的错误了。当时边境上是不准串联的，不准搞文化大革命的，但不知道亚东怎么会有造反派。而我们这三个外来的红卫兵很显眼，实际上一到亚东就被注意上了，但部队没有半点流露，反而说要帮助我们找车，十天后我们坐上部队的卡车回拉萨了。路过布达拉宫时我还敲车板，说停车，我们到地方了，要去二所。可当兵的回了一句：不行，首长说了，要把你们带到军区去。我觉得不妙，可等到了军区才明白是被抓了。我们被搜身。我的身上除了那个木头什么也没有，幸好没有拿金菩萨，不然一定会有灾难的。
……因为从我们的身上搜不出什么来，所以也没怎么惩治我们，但还是被送到拉萨市公安局给关了将近一个月。我还被审讯我的人打过。他们问我，你们去亚东干什么，有什么特殊使命？我说没有，就是去玩儿。他们不相信，又说我的态度不对。那当然，我们是红卫兵嘛。我还说，你们这么对待红卫兵将来要遭到惩罚。
……我们被关在一起的都是‘造总’，有北京来的红卫兵，还有一个东北的女红卫兵，嘴巴很能说的，记得还有一个本地居委会的头头，是个回族。但我们精神还不错，在外面的战友们还经常来监狱看望我们，送的礼物都是‘毛选’。记得就是在监狱里的时候，发生了‘造总’冲击报社夺权的事情。好像还有摩擦。那会儿还没有武斗，但已经在酝酿之中。不久气候又有利于‘造总’了，于是我们都被释放了，然后就返回学校了。我们是67年1月底走的，在拉萨呆了差不多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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