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劫》英文版《Forbidden Memory: 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修订者、编辑Robert Barnett先生与译者Susan T.chen女士，对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令尊于文革期间先在拉萨，后于康区拍摄的照片，显然是《杀劫》成书的关键因素，然而除了提及他当时是人民解放军的中级军官和他对摄影的爱好，您在书中对他着墨不多。趁着英译版的问世，是否可以谈谈透过书中收入的照片和因着这些照片而重见天日的历史，您如何理解当时父亲，以及他那一代其他参与中共革命、见证文革西藏篇的藏族青年的思维？您认为他们有遗憾，有不情愿吗？
我回答：之所以在《杀劫》一书中对我的父亲着墨不多，实际上是因为我有顾虑。我当时甚至连自己的身份都犹豫是否需要公开，考虑过是不是要用化名来署名。这是因为西藏文革的话题太敏感，出版这样一本集合了记录西藏文革劫难的影像和相关调查文字的书，于我一定会有很大的麻烦。但是，2003年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出版不久即被禁，第二年我被解除了在西藏文联下属的《西藏文学》杂志社编辑的职务，而我也不得不离开拉萨，去往北京（这时我已与王力雄生活在一起）。鉴于此，我才用自己的真名和我父亲的藏名，2006年在台湾出版了中文版《杀劫》。事实上，《杀劫》里面有多位受访者在书中我还是采用了化名，这都是因为恐惧的阴影所致，担心给受访者带来困扰。
2016年中文版《杀劫》修订版出版后，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谈论我父亲的西藏文革摄影时，首次公布了他穿军装的照片。但自始至终，如何对外界谈论我父亲，这其实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心结。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以我父亲在中共军队中的资历来说，无疑很长，占据了他54岁人生中的四十一年时光。他13岁就加入了十八军——这是最早进入拉萨的中共军队。他突然病故之前，是拉萨军分区副司令员，算得上是比较高阶的军官。我从小知道他对军队有感情，他甚至因为不愿意脱下军装，而拒绝去做“地方上”（中国说法）的官员。然而，他又拍摄了中共政权对他由衷认同的民族和由衷热爱的家园造成如此劫难的照片。所以在写作《杀劫》时，我总是忍不住会想：他为什么拍摄这些照片？为什么要很珍视地保存下来？
我也和我母亲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母亲认为，我父亲只是热爱摄影，看到什么事件都会拍。但我认为，可能不全是这样。可是我父亲去世时我才25岁，沉浸在远离现实的诗歌艺术中，并没有同父亲交谈过与这些照片相关的话题，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直到我用父亲的相机在他拍摄过的地点再次拍摄的时候，我特别真切地感觉到父亲就像站在旁边，觉得他拍这些文革照片肯定有他的想法，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他似乎是有心在用相机去记录这些事件和场景，至于他为谁记录，我无法代言。他是解放军军人，共产党员，去世前是拉萨军分区副司令员，我不能替他说他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我认为，他拍摄下来并且悉心保存是有他的想法的。就像我知道，如果他还在世，对西藏的现状一定会有不满，会有批评，但会不会像我一样成为一个反对者，一个背叛者？他应该不会，或者说肯定不会。
我还经常这样想，我父亲如果不以军人为职业，一定是会选择摄影的，但命运却让他作了一辈子的军人和一辈子的摄影爱好者。然而，命运更进一步地，却让他的摄影与我有关，结果是：那些他珍藏多年的照片，似乎是专为等待我有一天以按图索骥的方式，去调查、去了解西藏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并如实地记录在《杀劫》这本书中。2019年10月有一个摄影展在耶鲁大学所在的City gallery展出，正是我父亲拍摄的这些照片。两个月后，在他的忌日那天，我在我的博客上写道：这些照片都是我父亲在至关重要的历史时刻拍摄的，他用相机和他的真心做了无法被遮蔽和修改的叙事，在他离开今世的忌日，我以生为他的女儿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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