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在《1984》的附录“新话的原则”中写道：“新话的目的，不仅是……提供一种适于他们的世界观和智力习惯的表达手段，而且是要消除所有其他的思考模式。这样在新话被采用、老话被遗忘之后，异端思想……就根本是不可思想的了，至少只要思想还依赖文字，那就会这样。”“一旦老话被完全取代，与旧世界的联系就完全割断。历史已经做了改头换面的书写……”
而最近发生在天朝强国的新鲜事之一，具有黑色幽默效果的是，据说为了“响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的一个民谣乐队原本名为“反骨”，却不得不改成“正骨”，随后，“音乐圈纷纷响应组织号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比如，“逃跑计划”改为“长征乐队”，“万能青年旅店”改为“社会主义青年旅社（国营）”，“惘闻乐队”改为“新闻联播乐队”……当然这些所谓改名是一种恶搞，我也兴致盎然地参与了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其实是友人给我改的名，建议把“唯色”改成“唯一红色”。
笑喷归笑喷。其实社会主义改造一直在进行之中，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新话。比如文化大革命有“破旧立新”，而今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换汤不换药。对此我是有研究和心得的。因为我在依据我父亲拍摄的数百张西藏文革照片，而做的有关西藏文革的调查、采访和写作，最终完成的《杀劫》图文书（台湾大块文化2006年出版，2016年再版）中，有一章即是以多幅传统旧迹被改了新名字的照片来展示所谓的“破旧立新”。
是的，“破旧立新”的标志之一正是改名字。这甚至是重要标志之一。在1966年的“红八月”[1]及其之后接踵而至，风行全中国包括已成为“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图伯特。这是因为从毛泽东的革命小将的口中，响彻当时整个中国的两个“非常化”——“非常无产阶级化”和“非常革命化”，由意识形态的口号变成了两把所向披靡的快刀，在一往无前、左奔右突的挥舞和砍杀下，但凡“四旧”几乎无一逃脱被“非常化”的命运。摒弃旧的名字，更换新的名字，这是建立一个新世界所需要的必要形式。改名成为革命的风尚，不但街道改名，商店改名，乡村改名，甚至人人都要改名。
而在1966年8月的拉萨，正如当月29日的《西藏日报》所言：“一个‘破旧立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正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拉萨全城。”然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不论报纸或广播等媒体，对其中一个革命浪潮，也即“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是如何将诸如大昭寺之类的“四旧”轰轰烈烈地“非常化”，不但不大张旗鼓地宣传，甚至只字不提；而对另一个革命浪潮，比如给那些旧的事物——用一本文革研究专著中的话来描述，就是“红卫兵‘一看就怒火冲天，再也无法容忍’的街名、店名、商标名、人名、菜名、房名、……都被他们‘革命化’了”[2]——或者给即将出现的新事物，赋予一个具有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反倒大书特书。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而有些事情则可以昭示天下，大肆张扬呢？
把改名字列入“破旧立新”的项目之一实在是用心深远。表面看，所谓的改名字很形式化，无非是将两个“非常化”渲染成一种铺天盖地的新气象而已，其实并非那么简单。什么是姓名？姓名仅仅是一种符号吗？最初的姓名在根本上与什么密切相关？——历史，传统，以及某种类似个性的风格吗？那么，改名字是不是证明了这样一个结论——正如捷克作家克里玛所言：“采用新名字来标识街道说明了想洗刷那些不能洗刷的某些东西的企图——它自己的过去，它自己的历史，一种似乎成为巨大负担的历史”？[3]
而在这样的革命行动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传统。这是不能忽略的。因为改名字（这里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改名字）的矛头直接对准的并且予以重创的就是传统。且不说在中国各地被“非常化”的有多少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就说在整个图伯特，同样被“非常化”的亦不知有多少象征图伯特传统文化的事物，比如帕廓，比如罗布林卡，比如夹波日，比如门孜康，等等。
注释：
[1] “中国的红卫兵自豪地把一九六六年八月称为‘红八月’，当时有几千个北京人被红卫兵杀害。还有大批人被打后自杀。但是，即使在文革后，他们的名字和死亡都没有被媒体报道。对文革受难者，当局只报道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的做法，使得他们成为无声无息的受难者。文革的大图景也被扭曲了。可是，‘红八月’红卫兵杀戮的铁证并没有消失。人们也不会忘记，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以及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支持。接着，北京校园的暴力迅速蔓延。八月五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把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园打死。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庆祝文化大革命。万众瞩目之中，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大附中女生彭小蒙代表红卫兵发表讲话。会后，红卫兵暴力急速升级。……同时，被打对象从教育界扩展到和平居民。”——《文革红八月铁证渗血》，作者王友琴，转自www.epochtimes.com/gb/1/2/15/n47858.htm。
[2]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页61。
[3] 《布拉格精神》，（捷）克里玛著，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页48—49。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