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夹波日变成“胜利峰”
接下来说说夹波日。这是一座山的名字，藏语的意思是“山角之山”。它位于布达拉宫所坐落的玛波日神山的斜对面，与玛波日以及旁边的另一座小山帕玛日，构成位于拉萨这片河谷中心颇为醒目的三座山。很早以前，此山与玛波日相连，地势状如一条龙，风水十分独特，故有传说将布达拉宫建在龙背上，再盖一小寺建在龙尾上，前后相连，遥相呼应，具有镇伏的效果。据说当年清军大将岳钟琪进藏，见这一带风水强盛，唯恐将来招致祸乱，下令用大炮把两山连接的地方炸断，企图打破这里的气势。后来藏人为了恢复这一带的风水，在山脉被炸断的地方修建三座白塔，塔底是进出拉萨的门户，又用铁索和铜铃把前后两处相连，称为“姹谷戈林”，大意为摇铃接脉，反而成了拉萨的一个特殊景致。又有传说玛波日是神山，夹波日是鬼山，所以在两山之间有粗大的铁链串连着，意思是神用铁链牵制住鬼，表示以正压邪，为此夹波日又叫“铁山”。
1960年代，三座白塔被拆，几十米宽的柏油路拉开了两山的距离。民间认为断了神脉，曾想法用经幡将两山连接起来，于是在藏历新年来临之际，虔诚的信徒都要来此将新幡挂上。如今在原址上重新盖了三座白塔，塔与塔之间可容车辆过往。
今天，夹波日更为人知的名字叫做“药王山”，这自然不是藏名，但与藏医学有关。十七世纪末，西藏历史上的一位卓越人物第司·桑结嘉措根据五世达赖喇嘛的旨意，在此山上建立了著名的医药利众寺“门巴扎仓”，因为供奉有蓝宝石装饰的药师佛像，故被汉人称作“药王山”。
但在二十世纪中期，夹波日山上的藏医院却彻底消失了。1959年3月在拉萨发生藏人反抗中共的“拉萨抗暴”，夹波日因地势高拔，由西藏政府的军队驻守，于是解放军157团“炮轰药王山”，并且“攻占药王山，控制了拉萨制高点，切断了拉萨市内同罗布林卡叛乱武装的联系”，而药王山上的藏医院则在炮火中夷为废墟。两年后，在“这里腾空架起了无线电天线，修筑了炮兵阵地。这里已经成了重要的军事设施，成了弹药库，下面有地道通至一英里之外的宇妥桥。”[11]
夹波日的命运不仅仅止于此。当“破四旧”的潮流席卷而来，虽说彼时已无“旧”可破，红卫兵们仍然要把“胜利峰”的牌子插在夹波日的山顶上，以示一座旧社会的山获得了新的生命。以后，为了“备战，备荒”，又在药王山下大挖防空洞。1985年，曾经红旗飘飘的山顶又立起了一座79米之高的电视塔，并且有军营驻扎于山下，日夜严加防守，甚至不允许信徒依照宗教传统在山上悬挂经幡。用一位拉萨老人的话来说，“这下夹波日就完了”。
1966年8月29日的《西藏日报》用颇为煽情的文字描述了红卫兵给夹波日改名的经过。夹波日被认为“在过去封建农奴制度统治的时候，是为以达赖为首的农奴主服务的医疗机关，是残酷压迫劳动人民的封建堡垒之一”，故而“红卫兵在革命群众的支持下，抬着写有‘胜利峰’的金光闪闪的大牌子，在锣鼓齐鸣声中登上了山，山上山下不住高呼：‘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砸碎旧世界！’‘我们是新世界的主人！’等口号。胜利峰啊！从今天起，你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才变得更加巍峨壮丽！”
如今，夹波日的四处崖壁又刻满了形态各异的佛像和长短不一的经文，据说造像数量多达五千余尊，且不断添增，堪称西藏摩崖石刻之冠。九十年代初期，在磕着等身长头从康区到拉萨的云游喇嘛道登达瓦（已去世）的主持下，在不计其数的信徒的捐助下，这里出现了一座用石板垒砌的嘛尼石塔，石板上刻的是大藏经《甘珠尔》。附近的一些洞窟中则香火缭绕，酥油灯长明，祈祷声訇响。夹波日，不，药王山既是转经圣地，也成了游览胜地，朝圣者不绝，观光客也不绝。
4、门孜康变成“劳动人民医院”
藏医学这门古老的治疗科学是西藏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历史源远流长。但医疗机构一般设在寺院里，单独运作且由政府主持的很少。如久负盛名的药王山上的医药利众寺，又称“门巴扎仓”。191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指令创办一所藏医历算学院，一面行医诊病，另一方面培养历算人才，这就是“门孜康”，在藏语中，门是医药，孜为历算，康则指房屋，“门孜康”即医学历算院。
当年的“门孜康”所在位置与今日已缩水许多的门诊相同，位于大昭寺的西面，在当年与建于附近的西藏最早的邮政局为邻。毕业于“门巴扎仓”的当代藏医大师钦饶罗布，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私人医生被委认为“门孜康”的首任掌门人。西藏政府从卫藏、康区和阿里等地的寺院选派学业优秀的喇嘛作学生，学制九年，前五年学医，后四年学天文历算。所学基础课以藏医学的经典之作《四部医典》为主，还要参加药物加工炮制或碾药的劳动，最后必须经过三次医学大考试和两次天文星算考试才能毕业，其最高学位是在每年的祈愿大法会上，通过考试获得的“迈然巴格西”。“门孜康”还担负全藏妇女儿童的保健任务，并且编写印发每年的藏历历书。
1959年之后，新政府将“门孜康”与药王山的医学院（其实已在解放军的炮火下不复存在）合并为拉萨藏医院，钦饶罗布被任命为首任院长。这位藏医学大师幸而在文革来临的前四年离开了人世，否则，他将目睹精心研制的药丸被革命群众倒入拉萨河里，随滔滔河水流失；目睹代代相传的各种木刻、手印的藏医药典籍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而他自己也将与许多享有盛誉或行走民间的医师被当作“牛鬼蛇神”而遭受无端的凌辱，这对他可谓生不如死。然而他的学生、同样是藏医学大师并接任藏医院院长的强巴赤列却未能幸免，从其祖父传下来的三代藏医世家积累的八百余册珍贵典籍被烧成了灰，他个人被罢官、游街、批斗，受尽凌辱……
藏医学被视为毫无价值的垃圾，属于再典型不过的“四旧”。藏医院被认为盛产封建迷信的地方，甚至包括它的名字。1966年8月29日的《西藏日报》上说，“这个医院在二十五日收到了自治区师范学校的革命倡议书后，革命职工纷纷响应革命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改变了一些原有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药名，废除了过去看病选择日期的迷信做法，并讨论决定将‘拉萨藏医院’改为‘劳动人民医院’。二十八日，全院革命职工在红卫兵的热情帮助下，把带着红彩绸的‘劳动人民医院’的牌子，隆重地挂在大门前，决心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更高举，把我们‘劳动人民医院’办成一所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
1980年9月1日，“劳动人民医院”更名为西藏自治区藏医院，但在藏人的习惯里，它还是叫作“门孜康”。并被迁址，至娘热路一带。
注释：
[11] 《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著，尹建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10月第一版，页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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