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我没心没肺地打了疫苗（上）
六月初，在北京的一个开始炎热的日子，鉴于打算在八月回到三年未归的拉萨，了解到不接种疫苗恐怕会是一个问题，我就去附近新华大街的某个疫苗接种点打了疫苗。整个过程显得没心没肺的，我连倏忽间给胳膊上打进去的是什么疫苗都忘了问。第一针疫苗，毫无任何不适。二十天后打第二针疫苗，才想起问穿白大褂的女子是什么疫苗。“科兴，”白衣女子京腔十足地回复。我倒也不懂这疫苗有什么特别，但如果被别人问起，总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不过这次觉得困倦，乏力，好像还有些发烧。我于是心安理得地睡了几个小时，然后看了一部悬疑惊悚英剧，连看六集也实在是缺乏自制力。
从去年2月新冠/武肺爆发，到现在的这个疫情足够漫长，禁闭防疫的日子每一天都相似雷同，仿若时光静止，我亦以缓慢的方式一边阅读相关文字一边写着相关文字，包括诗歌与这篇长文，就像是一种欲对瘟疫深入了解的共处方式。而这样的方式让我渐渐悟觉到：这个世界既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而是圆的。没错，世界是圆的，就像藏传寺院门口画的斯巴括洛（Sipé Khorlo，六道轮回图或生死流转图）那么圆。人类瘟疫史上的众多瘟疫们，由天花到新冠，无非是换了个面孔又来了。
霍普金斯说【1】，天花这种古老的病毒可能卷土重来，但“将不再是一种自然爆发的疾病，而是被有意用作一种生物武器”，“假如天花变成一种生物武器再度为祸人间，我们都将难于幸免——到时不论你的出生地、居住地、财富还是所受教育，都不能庇护你”。当然这不是说今天的新冠就是天花的变异，未来会不会如他所说谁也不知道，人们只要不健忘不失忆就是幸运，但如果一定要健忘与失忆，那也没办法那也是因果，我自然没有更多的话可说。
前面说过，我只是因为受到新冠这个大流行的影响才产生了对天花的兴趣，却不由自主地拐入了历史的那些幽暗小巷。小巷处处布满深坑，最终形成无底深渊。我倒不是说有谁掉入了深渊，只是在穿梭于小巷时，会发现许多重要的地理坐标的说明都被修改了，而且修改的幅度还很大，称得上是面目全非，以至于关于小巷的故事整个是望不见底的深渊。当我看清这一点，只有一个愿望：想知道正确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最近看了一部美国纪录片《苦艾》（Wormwood），大致讲述的是权力机构出于宏大理由，而令同袍将质疑者/立场不坚定者秘密处决，被杀害者的儿子毕生投入对真相的寻找中，别人都惋惜他浪费了本来可以很精彩的人生，但他认定自己失去的是无价的，所以付出的牺牲肯定是无限的。他执着地说：“正确地叙述这个故事是很重要的。”一个获得过普利策奖却并不肯公开这个真相的记者说，也或者，被权力者有意识地改编这个故事的过程，已经成了整个故事的一部分。
也因此，正如这篇文章所写的，就像我和落藏永旦博士的探寻，仅仅是想知道这个故事的真相而已：六世班禅喇嘛洛桑·贝丹益希到底死于天花，还是死于误诊，还是死于政治暗杀？或许他死于什么之手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地点。有些人会认为他死得其所。有些人则会认为他死得不得其所。无论“得其所”或“不得其所”，他千里迢迢赴死于北京这个事实，已经足以为后来的诸多变局，以及今天的、未来的覆水难收，提供了必要的也是无法逆转的开局。
死于什么不重要。怎么死的也不重要。那个最终得知父亲死亡真相的儿子悲伤地说，“这就像苦艾，怎么样都是苦的。”唉，贝丹益希这个图伯特人太善良了，面对那个世间法的经验远远超出他无数倍的伪善长者，从始至终说不出一个“不”。过于善良意味着愚蠢啊，不但陪葬了无可挽回的无价之宝，连自己的本来面目也在迄今仍在进行的凌迟中满地血水，这也太悲惨了，我想哭。
注释：
【1】：《天国之花：瘟疫文化史》，（美）唐纳德·霍普金斯（Donald Hopkins）著，沈跃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