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及我的调查文字和新拍照片结集出版的《杀劫》新版一书，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去年8月末对我所做的连载访谈中，访谈者罗四鸰问我：对比你和你父亲在同一地点拍的照片，有什么不同？
这是一个值得一说的问题。因为这些照片从表面看可以说有很大变化，虽然我是用同一架相机在同一地点，并且是在四十多年后的间隔拍摄，当年的那种文革场景已没有，照片看上去也似乎单调许多，但却是许许多多看不见的相关故事布满其中。而且对比这些照片，是能看到内在联系的。
比如我父亲在1966、1967年的布达拉宫前拍过文革集会，红卫兵和解放军的游行； 2012年我在此处拍摄时，因为那年5月，拉萨发生了两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当局所实行的类似种族隔离的政策更加严苛，对藏人尤其是从其他地区来的藏人严加防范。这种防范虽然始于2008年3月遍及全藏区的抗议发生之后，到了2012年更加严重。我拍照时注意到一个诡异的现象：广场上布满了黑衣人，背着一把雨伞，遇突发事件用来遮挡拍摄，呈纵队间隔排列，密切注视经过或停留的人，禁止席地而坐，蹲下都不允许，否则就会被赶走。
又比如，2014年我在大昭寺前站在我父亲拍照的位置，他那时候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是红卫兵正将毛泽东的画像挂在大昭寺顶上，五星红旗也插在那里。而我虽然没有看到挂毛像，却看到五星红旗依然插在原来的位置上高高飘扬。虽然有很多信众在磕长头拜佛，但也挤满了游客把这些磕长头的信众当作奇观来观看。同时，在大昭寺斜对面的房顶上，布置有武警的狙击手。从2008年起，大昭寺周围的房顶上就一直有持枪的狙击手。与文革时相比，那时没有信徒磕长头，寺院也被砸了，而今天似乎香火很旺，信徒可以进寺拜佛，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信仰还是受到控制、监视和防范。加上那种商业化的旅游，缺乏尊重的游客把藏人当成一种特殊的异域景观，拉萨变成了一个主题公园。
事实上，今天这样场景的含义更丰富也更复杂，但和我父亲看到的场景有一种延续性。尤其是，走在拉萨的很多地方都能听到重新编曲、填词的文革红歌在大声播放，那种荒谬感与错位感会特别明显。我在拍摄的过程中，强烈感觉到这一点：文革并没有结束，今天我们在拉萨看到的是一种后西藏文革的场景。
访谈者继续问我：那么，中共官方是如何叙述西藏文革的？
实际上只要了解历史，便可知道这方面完全是空白。比如王力雄在给《杀劫》2006版写的序中就揭示：“在世界面前，文革是中共的一个尴尬，西藏则是另一个尴尬，因而西藏的文革就成了双重禁区，愈加不可触碰。中共统战部1999年编辑的《图说百年西藏》画册，数百幅照片中竟然没有一张文革期间的照片，似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时间在西藏历史上不曾存在！” 而且，不仅在官方历史中是空白，在文革研究中西藏文革也是空白。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目前文革资料收集最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收入了上万篇文件讲话和其他文献，其中关于西藏的只有8篇；美国华盛顿中国资料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出版的《新编红卫兵资料》，收入了3100种红卫兵小报，其中西藏的小报只有4种。
当时，我曾从所就职的西藏文学编辑部开过证明去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查资料，然而负责人说从1966年至1971年出现断层，这几年只有三份材料：“1.1966年初期关于西藏农业生产工作的报告；2.1968年~1969年西藏区党委常委会的记录；3.1971年区党委书记任荣的一份关于西藏工作的报告。”而且这三份材料只有区党委的常委才能查阅。我当时还找朋友帮忙，去《西藏日报》仓库借了1966年到1970年的《西藏日报》合订本，全部仔细看了，其中重要的也复印了。如1966年8月26日至8月31日的《西藏日报》，连续6天的第一版上都以醒目的标题报道红卫兵“破四旧”，虽然有红卫兵走在街头的照片，却没有展示他们是如何“破四旧”。
也即是说，这些报道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西藏文革伊始之际的大图景，但弥漫、渗透其间的腥风血雨在怎样的红色暴行之下演绎了一桩桩惨绝人寰的悲剧，却不见于官方的表述，唯有当事人的回忆尚能承负起见证的使命。而我父亲在现场拍摄的这批照片，正如后来有评论认为，《杀劫》和《西藏记忆》这两本互为表里的书提供了前所未见的研究中国统治下西藏文革期间情况的影像和第一手素材，并被评价“迄今为止，这是关于文革在西藏最全面的一批民间图片记录”，“文革研究的西藏部分因此不再空白”。不过我需要说明的是，我这两本出版于2006年的西藏文革之书只能算是开始，我所做的工作其实还很表浅。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
网编: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