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Kamila Hladíková是捷克帕拉茨基大学（Palacky University）的中国文学助理教授，主要教授中国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以及华语电影。她201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的是1980年代中国和西藏文学中的西藏代表性。她还翻译了相关论文及文学作品，包括将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成捷克文，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在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包括提问）以首发的形式连载于此。
1、我有点尴尬，以这么一个俗套开始，但我觉得问起你的身份是个必然。所以我先要问：你目前作为藏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对西藏的了解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促使你去挖掘你自己和你的民族“被禁止的记忆”？
有关身份的提问在我很熟悉，似乎关注我的人都会问到。从血统来讲，我的主要血统是藏人，有四分之三的藏人血统，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从出生地来讲，我出生于拉萨；迄今为止，人生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拉萨和图伯特东部的康区度过，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国的城市即成都和北京度过。
我的身份是藏人。用中国通行的说法，是“藏族”。依照中国管理人口的制度，我的户口、身份证，以及各种文件上的“民族”一栏，一概注明自己是“藏族”，而不是其他民族。而从内心来讲，我的身份认同从来都是藏人。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指的是接受教育的时间，我并没有觉得“藏族”与“汉族”有什么不同。因为所有人都学的是中文，说的是汉语。而我并没有受到过藏语教育，因为我上学时，整个藏地（按中国的行政区划被划成五省区）的学校并没有开设藏语教育这一项。
我在四岁时离开拉萨，二十四岁时回到拉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发现已被汉化的我在自己的故乡犹如陌生人。我纠结于身份认同。一度自认为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即是说，我认为我的身份是诗人，高于一切或者说超越一切，而民族的属性可以忽略不计。我其实是一个失去自我的人，而我对自我的追寻、抗拒、接纳……最终以今日的立场来叙事，实在是花费了太长、太长的时间。
我对图伯特即西藏的了解一方面来自于阅读，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图伯特的著作。比如最早是这几本书：塔泽仁波切（合著者柯林•特吕布尔）的《西藏——历史•宗教•人民》，美国记者约翰•F•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记》；以及尊者达赖喇嘛的两部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流亡中的自在》。我说的都是中文译本。有意思的是，前两本书都是1980年代初期在拉萨出版，中共官方以“以备批判”的方式翻译出版，未料大受欢迎，很快成了禁书。
一方面来自于我在拉萨生活、在图伯特各地游历的经验，让我一步步走出个人化的诗歌“象牙塔”。我在诗集《雪域的白》中写过：“生活在饱经沧桑的西藏，沐浴西藏那在风云变幻之中依然格外灿烂的阳光，逐渐经验和感悟到西藏佛教的慈悲与智慧，逐渐看见和倾听到西藏历史与现实中的荣耀和苦难……这一切，让我有了使命，要对这世界说出西藏的秘密。
那么，西藏的秘密是什么？在我看来，是包括了被遮蔽的现实和被遮蔽的过去。我正在写作的有关家族故事的提纲里这样写：“在历史的图伯特与我们之间，在地理的图伯特与我们之间，在诸多的细节之间，存在着各种断裂。为此我要通过对一个家族故事的叙述，来呈现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创伤，试图以个人的方式为自己、为自己所属的土地争回一段被夺走、被改写的历史。”也即是说，我希望做到的是，以自己家族的故事来挖掘出一个被压抑的民族的声音。
你问我目前作为一个藏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感觉，最主要的是一种丧失的感觉，丧失了一切：历史、地理与现实中的种种权利。而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民族并不少。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