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相关介绍：今年四月间，国际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网站发表了捷克学者、翻译家Kamila Hladíková对我的访谈。她也是我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译者，于2015年在捷克出版。而这个实际上我用了一个多月完成的访谈，原本关涉的话题更多也更深入，在译成英文发表时因限于篇幅做了较多删减，为此我将中文原文（包括提问）以首发的形式连载。】
你记得“过去”的那个瞬间，可能是你小时候或者是上学时，那么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发觉有什么“不对”？比如我，因为是在社会主义捷克共和国长大，我有这样的记忆：我奶奶不让我唱一些歌曲，因为那个人“跑了”；或者说我爷爷“没能”上大学。而那时谁都没有给我解释过。我看了朱日坤拍摄的关于你的纪录片《档案》，我发现上学的时候你还是一个“优秀学生”和“共青团员”，当然很多捷克人也有这样的过去。
是的，我从小“品学兼优”，几乎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即“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我小时候很希望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教育洗了脑，甚至在十八岁之前可以说是个小粉红。
类似你说的那种“不对”，我也有过。记得小时候，家里墙上挂着几张黑白或彩色照片，都是中共领袖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刘少奇等。有一天毛泽东与林彪的合影只剩下了毛，而林被剪掉了。据说林彪成了“坏人”，所以没有资格与毛主席站在一起干革命了。我这才注意到，那些照片上的人物只要是“坏人”，其面孔不是被涂黑，就是被剪了。不过我没有深究，毕竟这超出了当时的我所能够有的理解能力。
我第一次很明确地觉得有什么“不对”，应该是我十五岁去成都上高中。（与其说“不对”，不如说是“不适”）我在几年前给《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叫《蛮子的舌头》，讲述过这种“不适”：“扑面而来的很多都是迥异的。饮食；外表；口音……”，实际上“不适”的细节很多，日积月累足以促生某种转变。
我的大学也是在成都上的。我写过：“上大学的经验更是被置换的经验。整个西南民族学院有三十多个各具名号的少数民族，让我们似乎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里，却并不了解这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只知道在一些民族的节日吃一顿有民族风味的饭菜，或者围着篝火喝酒唱歌跳舞，或者用脸盆互相泼水过一过傣族的‘泼水节’。多民族的特点也让我身陷时刻感受到自己是‘藏族’的情境之中，却并未受到过任何本族化的教育。我滔滔不绝秦始皇修长城却说不出布达拉宫如何筑成；我倒背如流唐诗宋词却读不懂六世达赖喇嘛的诗歌；我熟知红色中国若干个革命烈士，却不了解1959年拉萨起义中藏人自己的英雄……”
我认识一位布里亚特蒙古人叫格桑，是摄影师，他的大学是在莫斯科上的。莫斯科也有类似北京、成都、兰州等地的“民族大学”那样的大学，大致可以翻译为“民族友好大学”。他开玩笑说，他到了莫斯科的“民族友好大学”，结果发现各民族并不友好。
在我保存的早期诗作中，有一首是在1984年写的，当时我是大一生，我的同学中有十多个“少数民族”和汉族。这首诗的名字是《印──致某些人的偏见》。依稀记得当时我与几个汉人同学发生了争论，我当场写下这首诗，并用力抄写在教室里的黑板上，其中有这样的诗句：“那颗散发着／酥油糌粑味儿的印／深深烙在我心上／我不沮丧／更拒绝你冷漠的／一瞥”。现在重看这首稚嫩的诗，我惊讶的是当时十八岁的自己有了民族意识。而且很显然，当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方式是写诗。
最近我重读大学日记，其中有篇写我卧薪尝胆拼命学习，大一结束时考了全年级第一名，还得了150元奖学金，被授予“优秀共青团员”的称号，系书记希望我入党，但我当面拒绝了他。我在日记里写：“像什么‘入党’，无疑是给自己戴一副‘枷锁’，箍住自己的身心，做个活着憋屈的人而已！……我追求个性的充分而自由的发展，追求个性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一切限制我的愿望的东西，我都要极力挣脱！我厌恶这个现实世界所制造的种种清规戒律！”实际上从大二起，我不再好好学习，而是任由自己的文学兴趣，成了一个当时在西南民族学院乃至成都那些大学里小有名气的诗人。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