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以天花为名的献祭（中）
自诩“十全武功”[1]在身，怀揣金瓶暗器的乾隆皇帝最终成了最大赢家，于是在1792年心满意足地撰文《御制喇嘛说》，洋洋洒洒两千数百字，并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碑立于雍和宫，是告白是昭示也是告慰满清列祖列宗的意思吧。据说这一碑四文的表述各有不同，有人比较过汉文与满文，显示内容有差异，叙述语气很不同。据说藏文亦然。从汉文碑文可以读到，乾隆皇帝不但嘲讽了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还嘲讽了他的上师六世班禅喇嘛家族中诸多转世，“是乃为私”；更关键的是，曝露了对藏传佛教的兴趣与目的何在，确实像是在对广大的崇信儒佛道的汉人阶层解释，他并非真心信奉西藏密宗喇嘛，而是另有用意。比如这几句：
“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即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盖举大事者，必有其时与其会，……兹之降廓尔喀，定呼必勒罕（转世活佛），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近归政之年，复成此事，安藏辑蕃，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3]
好一个“不得不如此耳”！好一个“不动声色以成之”啊！但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呢？伪善，还是雄才大略？在这个帝国的剧场，皇帝的角色扮演是成功的，远远超越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种市侩庸人的心机。当然，乾隆帝给自己戴上的藏传佛教弟子的面具是颇有成效的，让图伯特人、蒙古人等“外蕃”都信以为真，甚至把他捧成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还把精瘦的、有两撇稀疏胡须的他画在了色彩缤纷的唐卡佛画的正中，仿若菩萨般庄严，周围如同众星捧月的十九位戴不同法帽的修行者是藏传佛教各教派传承宗师。其中有格鲁派宗师宗喀巴戴黄帽，还有即身成佛的噶举派宗师米拉日巴裹白衣。乾隆帝很享受如此崇高的菩萨待遇，并“将这些画像赐予北京、承德以及拉萨的众多寺庙”[4]。不过，乾隆帝在帝国剧场的表演绝不仅止于此，尽管他信佛是事实，称藏传喇嘛是“朕之上师”是事实，然而譬如他对蒙古准噶尔汗国“尽行剪灭，永绝根株”，与天花瘟疫联手实施了种族灭绝也是惨无人道的事实。
实际上，乾隆皇帝已经坦荡荡地向各方都坦白了，至今那一碑四文仍矗立于雍和宫的御碑亭。我去过雍和宫无数次，也大致瞥见过此碑无数次，与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一样，见与没见一样。抑或是，愿意看哪一面、愿意相信哪一面是芸芸众生的事；他们会各自捧着喜欢的那面碑文所展示的皇帝面具，梦呓似地永远讲述自己喜欢的故事。譬如，那些把乾隆画成菩萨的唐卡，说穿了即是一种向皇权的谄媚。或许图伯特人真的以为中国皇帝是文殊菩萨化身，这只能表明一厢情愿。对于乾隆本人来说，在“大事”已成之后，帝国的皇帝只有一个角色：唯我独尊。至于天下人，皆是他的庶民（嗯，碑上写的是“齐民”），包括比他小28岁的“我的喇嘛”，六世班禅喇嘛洛桑贝丹益希（中文又写洛桑巴丹益希）。
细读《喇嘛说》，可以感受到乾隆皇帝对被他邀请来给他祝寿却死于北京的六世班禅喇嘛，既没有佛弟子对上师三宝的尊敬，更没有身为主人对远方宾客发生这么可怕的意外表示抱歉；反而以类似宗教裁判的口吻加以批评和讥嘲，这不能不令人更加怀疑六世班禅喇嘛的死因。另外，《喇嘛说》里提及夏玛巴（碑文中写“沙玛尔巴”）即六世班禅喇嘛的兄弟，把廓尔喀人带来“劫掠藏地”，为此乾隆“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事实上,夏玛巴不是请降，而是死了，自杀或他杀的说法都有。但乾隆皇帝并不罢休，他对夏玛巴有一种挫骨扬灰的仇恨，屡屡下旨要求福康安“生擒”“擒拏”，擒不成了，则要献降的廓尔喀交出夏玛巴的“骨殖”，然后欲将其骨殖“分悬前藏之布达拉、后藏之札什伦布，并前后藏及察木多、打箭炉一带大寺庙一一悬挂”；十三天后又下旨改口“……当在前后藏及察木多一带通衢大站地方悬挂号令”[5]，如此令人发指的惩罚所来为何？何至于此？难道是因为夏玛巴最先说出对六世班禅喇嘛死因的怀疑吗？
夏玛巴对外界说，他的兄长是被乾隆皇帝安排下毒害死的，“他怀疑是乾隆皇帝策划的这一阴谋，……他担心班禅喇嘛之死是进一步迫害其全家的先兆，因而他从西藏逃往尼泊尔”[6]，却成了廓尔喀王的人质也实在不幸。自譬文殊菩萨的乾隆帝竟然下令要将夏玛巴的尸骨悬挂于布达拉宫和扎什伦布寺，这样的类似枭首示众的极端惩罚固然很满清，然而乾隆皇帝若是一个真的佛教徒，又怎会想得出如此充满亵渎意味的恐怖念头？他怎么能一手拨动佛珠，天天扮菩萨相，把六世班禅喇嘛顶礼为上师，却又欲将上师的骨肉兄弟，并且还是大喇嘛的夏玛巴于布达拉宫和扎什伦布寺“枭首示众”？这说明乾隆皇帝根本不把图伯特的圣殿和寺院视为需要尊重的圣地，尽管他数日后改变了想法，但白纸黑字的道道旨令还是曝露了他的傲慢与仇恨。而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更完整地了解乾隆皇帝的人性与品德。
睚眦必报的乾隆皇帝还下令连坐严惩夏玛巴的家人，杀的杀，发配的发配，甚至要求禁止他转世。而当时，图伯特的摄政王诺门汗（蒙古语的法王）是一个与清廷国师章嘉呼图克图[7]（这是一个在满清、蒙古与图伯特之间充当了重要角色的格鲁派高僧，因与乾隆帝的精神联系而对政治具有高度的热忱，并对个人的宗教位置怀有野心）关系亲密的普通高僧，自然顺从了乾隆帝的冷酷苛求。但在图伯特人自己的叙述中，并未将藏尼战争的祸因全部归结于夏玛巴；而且，作为噶玛噶举红帽系最高法王的十世夏玛巴死后仍有转世，尽管是秘密转世，未对外宣说。
注释：
[1]: “十全武功”全是发生在所谓边疆地区的十次战役：包括“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乾隆写“御制十全记”）
[2]:转：“佛教艺术史学者Patricia Berger很早就指出：《喇嘛说》碑文的满、汉文版本，内容存在一些差异，其内容包括：在满文版中，乾隆承认自己在学习藏传佛教经典时，遭到汉人的指责；而汉文版则并无这些文字。”
[3]:喇嘛说：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87%E5%98%9B%E8%AF%B4
[4]:《乾隆帝》，（美）欧立德(Mark C. Elliott)著，青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5]:《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刘汉城著，台湾雪域出版社，2019年，584-585页。
[6]:《西藏探险》第二部第四章，（美）约翰·麦格雷格（John MacGregor）著，向红茄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7]:章嘉呼图克图，这里指章嘉若贝多杰，1717—1786年，土族人或蒙古人，藏传佛教格鲁派三世章嘉仁波切，在清宫六十余年，经雍正、乾隆两朝，被封国师，被认为是“乾隆皇帝最为信任的办理蒙藏事务的高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