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泥塑《农奴愤》之前发生的“再叛”
我在记录西藏文革的口述之书《西藏记忆》里，有一篇是对文革初期砸大昭寺的拉萨红卫兵、拉萨中学生鞑瓦（化名）的访谈，有必要转载他的这段话，恰恰是对泥塑《农奴愤》的批判。他说：
“文革期间，宗教的确被压下去了，但是对于年纪大的老人来说，肯定是口服心不服的。他们对宗教是一直都没有放弃的。虽然迫于整个社会的压力不敢公开表示，但是潜伏在他们心中的信仰是存在的。但确实也有部分的年轻人，就像我们这批人，在宗教方面我们并不懂，也没有人教过，只是有点印象而已。所以在当时很容易被洗了脑。但是宗教的影响力是难以想象的。比如文革结束之后，从那边（指印度流亡藏人社区）派来的参观团（1979年，中国政府允许流亡西藏人士和达赖喇嘛的亲属回西藏参观）受到了特别隆重的欢迎，显示出了宗教在人心中的地位。当时在大昭寺讲经场人山人海，这之前各单位以及居委会还开会教育群众，不要骂他们不要打他们什么的，想不到事实上的效果恰恰相反，达赖喇嘛的哥哥在台上每说一句话，人们都欢呼，他一招手全场都安静得很，鸦雀无声。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他是达赖喇嘛的哥哥。宗教这个东西可不一样啊。毕竟共产党教育的时间不长，但是宗教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它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很大，哪里有那么好对付！又比如今天有很多年轻人很信仰宗教，‘萨嘎达瓦’时转经的人里面就有很多年轻人，这也显示了宗教的生命力，宗教是不可能灭亡的。……西藏的宗教主要针对的是人的心灵，信仰宗教就是治疗心灵，心治好了那就是宗教的目的。”
显然，以妖魔化西藏宗教、妖魔化西藏宗教领袖为主要用心的泥塑《农奴愤》，这散发着浓浓文革味道的党文宣，并不能治疗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心灵。就在泥塑《农奴愤》出现之前，即1969年文革中期，在西藏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底层民众针对当局和军队的暴力事件，被当局定性为“再叛”即再次“叛乱”，与此同时，军队以“平叛”的名义进行了相当严酷的镇压。
而所谓“再叛”，是相对于1956—1959年全藏各地相继发生的起义而言，被中共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进行了镇压，导致达赖喇嘛及西藏政府流亡印度，数万难民亦逃离家园。1969年发生的这些暴力事件，其规模之大，当时西藏自治区共有71个县，被牵扯进“再叛”的县有52个（18个县被定为“全叛”，24个县被定为“半叛”，还有一些县是“预谋叛乱”），涉及的藏人之多难以计数。虽然平息“再叛”的军事行动在1969年底结束，但“平叛”扩大化却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据受访者陶长松（西藏文革红卫兵组建人之一，造反派“造总”总司令，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对我说：“自治区的有关统计资料说全区有一万多人涉嫌，我想这数字还是缩小的，统计不全。……但如果把这么多的人都说成有‘叛乱’嫌疑，共产党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吗？”
为什么说“共产党……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我写过文章《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这里不再重复，只须再次重问：
为什么，西藏在被“解放”多年之后，还会有那么多“翻身农奴”能做到“忘恩负义”地杀解放军？这是不是很不符合党所塑造的素来感恩戴德的“翻身农奴”的形象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文革中藏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存在的？如果存在，是一开始就潜伏着，一旦时机出现就爆发，还是随着“解放”的神话被种种残酷的真相所替代而逐渐产生的？而这一切，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是由文革中的派性冲突演变成民族反抗，还是将派性冲突作为民族反抗的藉口？可是，既然声称“百万翻身农奴得解放”，又为什么会爆发民族主义的抗议运动？而且，这是否与1956-1959年在全藏爆发的抗议类似？如果确实如此，连最底层的藏人都揭竿而起，“翻身农奴得解放”的“新西藏”便丧失了最起码的基础。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