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村里，古丽娜和艾力江认为我要访贫问苦，专门问了村里人，带我去了最穷的一家。在那家看到一位老妇，一个男子，还有一个蒙在襁褓中的婴儿睡在两棵树之间的自制吊床上。据说男子是老妇儿子，但看上去跟他妈差不多老。那婴儿是什么关系我就搞不清了。的确是很穷的一家。母子俩衣服肮脏，都打赤脚，身姿佝偻，院子里凌乱不堪。我没有进房间，但是从院里摆的床看得出房间里不会好到哪去。南疆夏天炎热少雨，农村很多家庭都把床放在院子里睡觉。这家院子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双人床。床上铺的毡子千疮百孔，已经没有整齐边缘，被褥不迭，皆是几年未洗的模样，上面有厚厚油腻，也不用床单和枕巾。
维吾尔人村庄几乎都有清真寺，有的村甚至不止一个。过去我看材料上写新疆有二万多个清真寺，还怀疑是不是写错了。但如果每村都有就不奇怪了。这个村的清真寺不超过一个农户家的规模，只有一个经堂，一个小院。我们去的清真寺门上方挂着维吾尔文铜牌，古丽娜翻译，上面写的是「根据国家法律，不满十八岁不许进入清真寺」。
古丽娜翻译村委会墙上的维语标语，「超生一个罚一万」。古丽娜在乡中学当教师，平时要花很多时间为乡政府做翻译，因为上面从来不用两种文字发文件，基本都是汉文，维吾尔人看不懂，必须译成维文。
艾力江说疏勒共有干部六千人，其中教师占了三千五百人。规模比较大的乡一般有二百多干部，小乡也有一百多。这两年调了不少汉人来南疆，分到乡里当干部。目前汉人在乡干部中占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一。而在几年前，一个乡顶多有五六个汉人。
学校放假没有人，教师办公室墙上贴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孙中山和邓小平的画像。每个教室黑板上方是国旗，两边是毛和邓的像。全校有一台计算机，是香港捐赠的，说是为了远程教学，实际从来没用过。
随意进了一户农家。那家人口很多，光是在院子里玩耍的小孩就有五六个。我原以为是个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后来知道是分家出去过的儿女星期日回来看爹妈。这家人热情地招呼我进屋，没有怀疑和防范。他们可能把我当成了微服私访的有权者，不断说只有不跟当地官员打招呼直接下乡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全家人围着我，七嘴八舌，激动地述说，中心意思是他们在广播里听到的国家政策，好像明天就能富起来，大家都为此高兴，可是基层真实情况全是反的。当官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麦子还没熟就强令收割，然后要求种玉米，玉米长出来还是青的又让割。古丽娜翻译这些话有些混乱，可能和她不太了解农业生产有关。我只能猜测当局所以这样做，也许是「科学种田」的安排，尽早收麦好能多种一季作物，而收割青玉米也许是要做青贮饲料？这些安排的动机不一定坏，但是对农民任意摆布，无视他们的知情权和自主权，好心也只能办坏事。
问村干部如何选举。他们说没有选举，村长由乡里指定，组长由村里指定，农民一点权力也没有。原来当了三十五年的党支部书记在没人知道原因的情况下被撤了，乡里把十三村的书记调来。那人原来是这个村的村长，因为和群众关系搞得很坏，有人要杀他，所以被调走。然而没有降职，让他到十三村当了书记，现在又调回来，权力比原来还大，根本不征求村民意见，大家都不满，也不服。他们认为要是真能让农民自由选举村干部，情况肯定会改善，生活也会提高。
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竟然产生是在中国内地农村的感觉。虽然要经过翻译，面对的是突厥人的面容，可是谈话内容、关注的问题、表达的不满，和内地农村都是一模一样。我来新疆本是为民族问题，但是在这种谈话场合，民族却消散了，面对的是不分民族的同样百姓。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