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伊力哈木・土赫提的相识，是他看了《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后，主动约我见面。他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副教授，是七五前后维吾尔人能在中国境内发出声音的唯一平台「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者和负责人。伊力哈木提到我的这本书时会改称《我的东土，你的西域》，那并非是口误，而是他作为维吾尔人必要的换位（他说维吾尔人都这样称这本书）。那以后，我和伊力哈木的友谊维持了数年，直到他2014年初被捕。现在外界能看到他失去自由前的最后照片，还是他被捕前几天在一个维吾尔餐馆见面时我拍的。
我重视伊力哈木，把他视为一个枢纽。与其他维吾尔人交往，面对的只是个人，而伊力哈木的身后连接着一个广阔网络，有别于两端——一端是忠于当局的维吾尔利益集团，一端为主张新疆独立的各种力量——他代表的是维吾尔民族的中间部分。这部分人数虽多，但是没有声音。要开展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对话，代表这部分力量的伊力哈木是难得的角色。那时我已经主持过达赖喇嘛与中国网民的推特对话，组织了中国维权律师与达赖喇嘛的视频见面，正在考虑开展维汉民族的民间对话。我和伊力哈木一拍即合，他愿意推动维吾尔人参与。有了他，相当于能在两个民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虽然很难期望民间对话在现实中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至少在那时的政治环境下还能做这种推动。哪怕参与者不多，先形成和保持一个沟通机制，建立社会网络，一旦官方管道中断，这种民间机制就会成为关键，有和没有的结果会非常不同。我认为这是伊力哈木能发挥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接触的维吾尔异议人士中，伊力哈木是唯一公开表示只求自治不求独立的。他将解决新疆问题寄托于中国政府改变民族政策，但是维族人要有自己的权利，并且能够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在我看他的主张基本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维吾尔版。我和伊力哈木的一致处在于，我们的根本立场都不是为了国家，不管是大一统的国家还是民族独立的国家，而是希望避免民族冲突造成的民众灾难和牺牲。
境外维吾尔运动人士普遍拒绝中间道路。他们认为事实已经证明了，达赖喇嘛除了让西藏人民浪费了几十年时间，什么结果都没得到。后来伊力哈木被判重刑，再次证明了不管对藏人还是维吾尔人，跟中国政府讲中间道路只是一厢情愿。
二〇一四年九月，伊力哈木被中国政府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这个判决让所有关注者震惊。伊力哈木那时已经被捕九个月，外界想得到他会被判刑，但没人想到重判至此，衡量各种因素，他的刑期不应该高过汉人异见领袖刘晓波在二〇〇九年被判的十一年。结果的差距却如此之大，明显是要置伊力哈木于死地。这个判决也让维吾尔人感受到，即使被当局皆视为敌人的异议人士，维族与汉族也是不平等的。
在伊力哈木的两次被捕后，我都公开发起过要求释放他的网络连署。二〇〇九年那次，他被北京警方拘押一个半月后回了家；二〇一四年这次他等来的却是无期徒刑。判决公布后我除了邀请友人给他的家人募捐，没有再次对官方机构做徒劳呼吁，却采取了一个现在会被人笑话，我自己也觉得可笑的行动——上折子。我写了一份给最高层的〈改判伊利哈木案意见书〉，并寻求私人管道转递。意见书上虽未写明是给谁，心里的对象是刚上台一年多的中共新班子。
那折子貌似站在他们的角度为他们的利益着想论证：首先如此重判伊力哈木对他们的形象和执政都不利，其次表明因势利导地扭转，可以变不利为有利。我给他们出了个主意：伊利哈木已经表示要上诉，新疆的高等法院一定会维持原判，那时可以让伊力哈木向全国最高法院申诉，然后让最高法院进行重审和改判。哪怕只是给伊力哈木减轻刑期，也会表明中央对新疆地方的做法并不全认同，仅此就会使维吾尔人重燃希望，起到缓解民族关系的作用，成为调整路线的开端。同时对外显示审判伊力哈木并非中央事先有定调，可以改善中国的法治形象。如果再同时重审和改判四川藏区的「阿安扎西爆炸案」，则会被全国少数民族视为新中央进入新时代，使中国从受国际指责转为主动，以最小的付出实现重大突破。
民间人士向来鄙视上折子，是出于认为权力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然而专制体制的特点就是人治，历史上不乏随着最高当权者的变化而变政策的先例。虽然大部分是变得更糟，也不是完全没有好的转变。典型如从毛泽东换成邓小平为中国带来的改变。我上折子针对的中共新班子当时正在办周永康案，肃清其势力。周永康当了多年中国的司法沙皇，遍布各级的党羽在面临清洗前，会不会以貌似政治正确的极端判决，绑架新班子在民族政策上继续原来的路径依赖？我做如此推论，是幻想利用权力集团内部的斗争，即使做不到推动民族政策发生整体改变，哪怕让伊力哈木和阿安扎西的处境得到一些改善也是好的。我只是出于对体制机构的无望，心存侥幸一试。当然无论是我事先的预期还是后来的事实，都证明人们对上折子的鄙视是没有错的。伊力哈木至今仍然关在新疆沙漠深处的大墙背后，没有任何信息，如果没有彻底的变化，不知我们此生是否还能相见。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