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有朋友安排我去西藏躲风，避免我刚在境外出版的小说《黄祸》惹来麻烦。那段西藏生活和旅行让我开始认真思考中国民族问题。因为要避免《黄祸》发生，中国必须政治转型，而那时正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民族冲突在转型过程首当其冲，揭示中国的政治转型会面临同样难题。本来我是当作中国政治转型研究的分支，计划用几个月时间，结果持续了二十年，写了《天葬——西藏的命运》、《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两本书和一系列文章，以致在我被介绍身份时总是先被划进民族学领域，其次才说我是作家，而没人注意我的主业是政治转型。
有读者问我为什么没有关注内蒙古，即使无力关注中国所有民族，内蒙古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与西藏新疆是同级别的民族问题，我却几乎没写过什么。
我多次去过内蒙古， 二〇一四年还驱车上万公里，走遍了内蒙古所有盟市，想看看有没有写的可能。但最终没进行下去。因为如果动笔，我要写的不是游记，是民族问题，是蒙古的人。写《天葬》时，我还能在西藏收集各种文件，与不同的人交谈采访。写《我的西域，你的东土》时，收集文件成了罪，我坐了牢，但还有机会和当地的人交流。而现在的内蒙古，却既无处收集文件，也无处跟人交流，甚至连蒙古人都难看到，满目皆汉，无论是人是物还是地方，遇到的蒙古人要么汉化，要么不敢讲话，要么无话可讲。
蒙古族的失声，与文革期间的肃清“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直接关联。当时在中国军队主导下，主要由汉人执行刑讯逼供，中国境内整个蒙古族当时为二百万人，定为 “内人党”或被株联的近百万，几乎席卷了所有蒙古人。数以万计的蒙古人被屠杀或迫害致死。蒙古人的政治、文化、知识精英在那个过程基本被消灭殆尽。当一个民族经历过那种摧毁，即使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下也得几代人才能恢复，而在不自由的环境下持续中断，一两代人后便会永远失去恢复的可能。
在我看，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已经快像满族那样消失了。满曾是和蒙古一样强大的民族，蒙古人创立元朝，满人创立了更长久的清朝。我出生长大的中国东北是满人故土，我身边应该有不少满人后裔，但是连他们自己都失去了满的意识（更别说语言、历史和文化传统）。在现实中，满民族已经完全不存在，只留存在历史的故纸堆，假冒的景点和清廷宫斗剧中。内蒙古的蒙人除了马头琴和长调，民族意识的表达只剩在酒后感怀成吉思汗的荣光，再为蒙古人的已逝辉煌哭上一场。
不过，内蒙古的北边有蒙古国，更北还有俄罗斯的四个蒙古共和国。我曾想过那里也许可以作为了解蒙古问题的入口。当我的西藏问题文集俄译版在布里亚特共和国出版后，布里亚特大学邀我去访问。就在我将去机场飞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时，北京警察将我拦截在家，禁止前往。后来知道是俄国警察先去了布里亚特大学，禁止为我安排的所有活动。我只能猜想是因为布里亚特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俄方担心研讨中国民族问题的活动会产生官方不喜欢的影响。我怀疑拦截我出境是俄罗斯警方要求的，中国警方是配合，虽然没有证据，但是各种拼图之间的关联明显。从那时至今，我的出境禁令一直没有解除。
此时，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可以看到俄罗斯的蒙古人被驱使充当前锋，他们的伤亡率远超俄罗斯人。这情景很像一九五九年中国军队对西藏的所谓“平叛”，派去冲锋陷阵的是蒙古骑兵（见杨海英《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还有这样的报导更令人伤感——在布里亚特的首府乌兰乌德，几乎每天都举行葬礼。首府大会堂本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现在放满了阵亡士兵的棺材……
不知曾来我家做客的布里亚特青年摄影师格桑现在的状况怎样。二〇一五年那次我如果去成了布里亚特，学术活动结束后会去格桑在贝加尔湖畔的老家，与他家人共住几天——那是当时最吸引我的安排。而今他的家人又是什么命运？他的兄弟是否被送上了战场？是否还活着？虽然经常牵挂，我却没联系他们，一是怕俄方监控通讯对他们不利，二是不知该怎样表态。我反对战争，谴责普京，可那毕竟是他们的国家和总统。在涉及到民族问题时，分属不同民族的友人之间就会陷入这种左右为难。我能做的，只是为他们的平安祈祷。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