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因为我在新疆曾有「窃密」罪名，可能给人造成麻烦，便中断了与新疆境内维吾尔人的来往。唯一继续联系的是穆合塔尔，因为我在七五前去新疆旅行时给他留下了备用号码，约好了备用联系方式。号码是北京一位老人家的座机。每次我去老人家，便会用我的手机给穆合塔尔发个问候短信。他会找一处公用电话，或是借用身边人未受监控的手机，打到老人的座机。我们用这种方式保持联系好几年。随着形势变得紧张，电话里不再敢畅所欲言，不过从聊的个人情况我也听得出新疆方方面面都在日趋恶化。
我们最后的通话，穆合塔尔问我什么时候再去新疆，我回答「等新疆情况好点吧」，他沉默一会，说了句「恐怕你再也来不成了」。虽然我们都笑了，心里却很悲凉。没想到一语成谶，从此不但我再没有去新疆，连穆合塔尔也断了联系。每次在老人家里给他发短信，座机不再响起。后来我不发短信，直接给他打电话，却是无论他本人还是家人都没有回应，感觉如同落进了黑洞。
在我越来越担心穆合塔尔的安全时，《我的西域，你的东土》这本书成了一个让我焦虑的源头。此书写作和完成是在北京奥运会前。当局那时尽可能表现宽松，尽管是「外松内紧」、暗中打压，总体却受制于国际社会的压力，给民间让出更多空间，让人相信社会将获更多自由，人权会有更多保障，未来不可逆转。所以尽管那时考虑穆合塔尔的安全，我还是决定出书。并且不征求穆合塔尔的同意，以将他和出书切割，有麻烦一切可以推给我。决定出书既是完成的作品对作者而言就像足月的孩子必须出生那样无法阻挡；同时也是知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会是穆合塔尔的选择。但是决定出书的前提还是判断形势不会变得更坏。尽管出书时的形势谈不上好，但是在那种形势下的可能要付的代价，对我们还可承受。
那时若能想到形势会恶化到后来这等程度，我一定会重新考虑，尽管没有穆合塔尔便难成书，我也要把他抹掉，或是改写到没有把柄可抓。但是怎样自责都为时已晚。每当看到我在书中引用他的那些话，会想象按照今日的严酷程度可以给他加上什么罪名。那些想象让我不寒而栗。我从推特收到过一封来自匿名推友的私信。他／她因为把《我的西域，你的东土》电子版在网上转发友人，便遭抓捕审问，以传播暴恐读物罪名拘留十五天。警察说《我的西域，你的东土》是查禁名单上的二级暴恐读物。以传一份电子书被拘留十五天的标准，穆合塔尔作为书中主角，会有怎样的厄运落到头上？每想到这一点，便会让我有心痛到窒息的感觉。
当年我还能出境时，在台北诚品书店看到《我的西域，你的东土》被放在旅游类中，混于其他的游记见闻、旅行指南。对于我，没有比这更强烈的对比，真是如同两个平行宇宙。那时我暗自想象，如果穆合塔尔生活在台湾，是会当个介绍新疆旅游的Up主，还是讲授维吾尔历史的教师或维吾尔餐厅的主厨？仅仅是社会制度不同，他——以及千千万万的维吾尔人——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世界和人生。
现在，我已不再做民族问题研究，停止了那些年发呼吁、提建议、组织签名连署一类社会活动，甚至不再发表文章和接受采访。倒不是因为意志衰退，以往我做那些事，是因为还抱有推动变化和解决问题的希望。即使权力当局指望不上，也希望能影响民间。在一次次碰壁后，当我确信已经不存在推动的可能，也就没有了徒劳的必要，不如专心去做可做和值得做的事。
至少对中国的民族问题，我该做的和能做的都已经做完。除了留下的文字，我的其他作为对现实皆无作用，可以说处处碰壁，一事无成。不过就如保罗那句「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尽力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他的只能交由历史去完成了。
我毫不怀疑历史一定变化，世上没有不败的帝国，甚至会如苏联那样一夜塌垮。个人渺小，生命短暂，历史却总是大河奔涌，因果相扣，该来的终究会来，只是或迟或早，既非个人推得动，也非个人挡得住。如今，我对民族问题的考虑已经没有了国家是否完整，文化是否延续那类情怀，关心的只剩一点——那个终究要来的时刻会是暴烈还是和平？并且祈祷我所属的民族，与伊力哈木、阿安扎西、穆赫塔尔、格桑的民族不会陷入战争与仇杀。
最后要向各位朋友道别。从2005年我开始给自由亚洲藏语部和中文部写作专栏，到今年合约满期超过了18年。我在几月前向自由亚洲表示不再续约，一是因为现在我无法亲自去西藏新疆，对当地情况缺乏最新的切身体验，只能给读者老见闻让我不安；另一个原因是到了我这年龄，该主动让位年轻人，让他们带来新的观念与活力。
我为与自由亚洲的多年合作感到荣幸，并向所有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深切感激18年来每个读者和听众的陪伴与鼓励。我这次的暂别不是停笔，将会奉献给你们对我而言更重要的作品。
后会有期。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